经济学家早就意识到，同时在不久之前也对此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的验证，说的就是他们发现刺激经济增长的非常关键的要素之一就是知识，其中包括现在众所周知的实际技术转移。即便西方棉花传到中世纪时期中国的时候没有做到这一点，丝绸和造纸技术从中国传到西方就的确在当地创造出了新的产业。不过，常常出现的一种情况是，知识虽然在不同地域之间进行了传递，但却没有发生后续的效应，也就是增长效应。例如，我们现在有档案资料为凭证的一系列证据表明，造纸在伊斯兰化之前的伊朗就已经为人所知了，但它的投入使用，并且发挥在生产和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却又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还有一点就是，除了关于贸易路线的知识以外，这些技术的转让往往与贸易本身没有直接联系。一些来自西方世界的难民把玻璃制作的秘诀传送到中国，还有一些僧侣将丝绸技术传播到拜占庭，再有，一些朝圣者一直沿着朝觐网络扩大着坎儿井的灌溉技术，这些都是知识网络初现和早期技术转移开始的迹象。

    事实上，更重要的也许是一些更广泛的东西，包括对其他国家存在性的比较彻底的了解，即对于通过外交和贸易所创造的世界的基本地理情况，尤其是位于所有这些接触之间的中东国家的认知。早至古代晚期，就已经产生了一副可能起源于印度，并且一直到10世纪都遍及整个亚洲大陆的关于中国，印度或伊朗、游牧民世界和希腊的世界图像：这一点从倭马亚人的宫殿到中国的佛教经典文献，或者粟特人的绘画都可以得知。在全世界的这一种分工当中，比较突出的是，古代中国人发挥的角色是作为出类拔萃的天才工匠，而游牧民族则提供职业武士。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地理学家继承了这一基本地理知识，并且发展出他们更广阔的世界视野。他们掌握了关于整个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陆的了解，其范围从日本一直到马达加斯加和塞内加尔。这些穆斯林世界的学者们所处的中心地位使他们能够控制中世纪时期各种较大的地域区块之间的数据流（贸易、交通路线和技术知识等等）。当然，后来是蒙古人的入侵，彻底打破了他们这种对知识的垄断。

    从长远来看，马可波罗的“奇迹”要比蒙古贵族强制执行的贸易的重新定向更为重要。但是仍处于边缘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人带回来的不是商品，而是对穆斯林世界以外的另一个世界的了解。试图从经济角度和十六世纪欧洲经济扩张看蒙元帝国时期的真实内陆贸易，可能是一个错误。到十三世纪为止，重要的贸易都已经是通过海上进行了，而且其重要性还在不断增长，在成吉思汗之前的五百年，商队贸易已经达到了其技术水平所能容纳上的极限。要从历史和经济史的角度探讨和理解大陆内部的丝绸之路和欧洲经济增长之间的实际联系，我们可能需要跳出经济史的单一视角，重新考察其同时作为一种实际物质流和贸易路线，以及作为一种知识地图的多重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