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
2011年第13期（总第132期）
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编 2011年3月30日
2011年3月29日下午，第十四期武汉大学宏观质量管理高级研修班课程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智慧”在 2号学术报告厅开讲。由张星久教授进行主讲，高级研修班全体学员参加。现将本次讲课内容整理如下：
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社会的现代价值
主讲人：张星久 武汉大学教授
主持人：
各位领导，下午好，今天是请武汉大学公管院的张星久教授来给大家讲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社会的现代价值。他是我们学校有名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还有管理学家，在政治学有很高的威望，政治学本身就是管理学的顶端，今天就请他来和大家一起共享他的成果，大家欢迎。
主讲人：张星久
各位领导，都是老朋友，还有老乡，今天讲的问题主要是传统政治智慧的现代价值。这个问题呢，我自己有一些思考，那么，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什么叫智慧？我觉得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什么叫智慧？单纯的智慧，它的价值含义是不一样的。我的理解是，恰当的手段达到一种正确的目标，或者一种合适的价值。是价值和手段的统一叫智慧，所谓的不择手段不能叫智慧，只能叫计谋，权谋。但是如果没有方法，作为价值良好意愿，没有方法的配合，这个也不能叫智慧。从高处说，服务人类最高的目标，服务于一些社会公共目标，这个叫做智慧。那怎么来整理智慧，传统社会里面到底哪些？现在仍然活着的智慧，或者价值，哪些对我们今天对人类一些大的目标有它相关可以沟通的地方？我们今天主要讨论这个问题。
按照这个整理，传统智慧里面当然主要集中在儒家，因为儒家是社会一个主流，那么儒家从智慧最高，我仍然觉得还是从人方面说起。根据前面的提议，一切离开人的终极关怀和目标那种所谓的智是一种计谋，那是一种阴谋，那是一种权术，那不能叫做智慧。所以从这一点上，政治智慧，作为人类社会政治智慧最高的智慧仍然围绕着人展开的，或者说以仁为根本的而为规律国家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人类的目标，所以一切政治组织，一切社会组织它的最高目标都是为了成就仁，提升我们生命的价值，彰显人类生活意义，主要是围绕这个展开。一切社会管理我们对企业家，对企业组织，要给它一种社会责任的立法，我们的政治组织、公共组织之所以公共，就是满足人类公共关怀。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孔子，咱们社会贡献人类最大的概念，或者观念就是仁。在西方管理学中、西方一些著名大学里面，一提到孔子的仁，都是很熟悉的，什么叫仁，孔子有一个定义，仁者人也，什么叫仁呢？把人当做人来对待，使人像人，这是政治和一切管理最高目标。孔子在这点上，和人类的基本关怀是站在一起的。无论现代的管理还是古代的，按照政治最高的目标成就的使人像人，把人当做人来对待，那么所以我们在社会里面，尤其当代社会里面，最高的罪最大的罪，杀人，剥夺人的生命这是最不允许的。在国际社会，反人类罪，反人道罪就是最大的罪。所以孔子的思想使人要当人来对待，我们一切目的，孔子认为仁是我们人的一个生命的过程，实现这种人道的过程。什么叫实现人的过程，我们所有的都是要让人活着更好，更有尊严，更像人，更文明，更幸福。孔子作为政治在儒家思想，政治的最高目标就是实现仁政。他讲到人类社会有七十二种定义，讲我们人类一切真善美的东西，围绕着有助于我们人类社会生活进步，人类文明发展，有助于这方面的道德都叫仁。仁是总的道德名称，所以仁表现为这方面，也表现为那方面，有很多种，以往在这种人类思想上面。比如说孔子讲思想，孔子强调仁，我们生活当然要接受政治权威的领导，比如说在古代有君子，但是君主管理国家，管理人民，他的权利从哪里来？按照儒家的看法，这个叫做天理，叫做委托，上天委托，君主是受上天委托来管理人民的，人最高人民，严格来说，都是上天所保佑的对象，所以这个叫天理，也就是仁，我们所有仁在本质上是属于，我们生命属于大自然给的，在上天面前我们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的思想，天的思想更了不得，这个跟西方里面，天赋人权思想在意义上是一样的，所以后来康有为把思想发挥到极点，他直接把思想就讲成民权和宪法，就是天民。我们不是为了君主而生，我们不是为了国家政府而生，国家政府是为了我们而存在，所以说政治里面最高的目标是保护人，尊敬人的福利，人的尊严，所以君主我们不是为了君主而生，所以立君为民，上天立君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墨子认为舜是人，我也是人，尧舜这么伟大的人，圣人，但是不要忘了，再伟大也是人，我们也是人，我们在上帝，在上天自然法则面前，我们是同等的，可以时时刻刻站在上天自然这个上天绝对的实体面前，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这就是所谓的天理思想。我觉得跟西方的天赋人权很相似。西方为什么对这个感兴趣，这个观念里面，民生，个人本位，由此派生出来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我们人生在这个社会里面，那么一方面要为了自己的生存，谋求自己的利益，在谋求自己的利益时候帮助社会的公共利益，而且一个人关注的社会公共利益越大，或者是对人类的贡献越大，他的舞台就越大，他的尊重就越多，这个社会会给你一种报赏。现代企业和现代管理中，我们经常说，大德大勇。任何大的企业，包括西方，企业后来发展不是自己的了，尽管一开始是我的。一个老板要做得大的话，要心中有大德，这个大德是大勇，大智慧，有了这个德往往它能走得远。所以大企业大老板，他的功夫是在商业之外的，所以我们说这种人的东西，对人类命运的同情，关怀，那么有助于增进。一个企业，一个政治家也是这样的，如果心地狭隘，甚至是对人类冷酷，那么在短期内也时候可能会成功，比如说在历史过程里面，像希特勒这样的在历史上，成就了一次非常的成功，那么把欧洲很多人忽悠起来，他有很大的魔性和魔力，但是长远看来，他最后倒霉。在历史上，我们经常举例就是项羽和刘邦，刘邦成功了，但是呢，我们历史学家和文学界，都知道刘邦是个成功，是个无赖的英雄，项羽失败了，但是为什么还会引起同情呢，李清照的诗，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项羽就是这样的，他还有一些牵挂，他还没有泯灭掉，为了夺天下，当时夺归夺，为了我们自己两个人夺天下，陷天下与不忠，这个方面呢，不愿意做，有时候就手软，所以抓住刘邦的父亲，来讹诈刘邦，刘邦说他不吃这一套。在刘邦逃跑的过程中间，项羽几次要抓住他，但是都被他逃跑了，有一次最成的是，项羽追的时候，刘邦战车为了减轻速度，他把他的女儿，几个公主往下面丢，项羽不忍心，丢一个孩子，他怀里接一个，丢一个他接一个，这样呢，刘邦跑掉了。项羽最后不干了，当然也可以说他是有妇人之仁，他在历史上就是说，我们可以成败论英雄，在历史上，让人感觉，他失败的英雄，他还是英雄。这一点我还可以举我们当今世界舞台上，戈尔巴乔夫，这个人我对他充满同情，按照中国人的逻辑，他是个失败的人，但是，他有他感人的人格魅力，虽然当时你可以说他别的方面很多错误，很多失误，他有一点在最关键时刻，他不恋权，在他本来可以调动军队，在国民起来游行示威的时候，他本来可以调动军队，结果他放弃了，没有调动军队，选择主动下台，政治家在这个时候表现对人类的关怀，还是为了自己的权位陷天下于水火之中多死多少人。至少在这点上，心中有人，心中有人民。公共问题，不应该站在哪个私家的立场上讨论问题，这样学术才公平，讲的是公道。有时候，我们人类会面临很多价值和权衡的时候，我们选择的地位的价值和高位的目标，固然需要权宜之计，我们做管理，搞政治的，可能面临很多权宜之计，但是有时候，心中对人有没有关怀，有没有温暖，温情的东西，那下手的时候可能就会不一样。有时候表面上看，实现的短期的小目标，眼前的目标，但是，伤害更大人的关怀和价值。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孔子的伟大，就是人类关怀，关爱，一切都不算什么重要。孔子不是爱国者，孔子朝秦暮楚一生周游列国，孔子甚至他老人家，道不行，我将拂尘而去，我出国去，哪个地方行，我的道就是我的国，我没有什么固定要合作的地方，他是一个流亡心态，法院知识分子现代的流亡心态，我没有什么，你什么行王道我就辅佐你，是这样的。我再举法律上的案例。一个人他的父亲偷了别人家的羊，儿子知道了，要不要举报，孔子讲了，不应该举报，父为子也，我们这个一看，这难道符合现代法律原则吗？应该是，那不是包庇罪吗？这是我们中国人片面理解现代法律，孔子的精神里面，父为子也，为什么要父为子也，当然，孔子没有说，孔子肯定不会承认，偷别人的羊是好，只是说，当这个事件让儿子选择的时候，儿子应该怎么办？那还是不应该去检举，因为他这个偷羊这个事情并不大，但是如果让一个人发展到揭发他的父亲，他损害的是上位的价值，损害是人类基本的亲情和伦理，一个社会没有基本亲情和伦理，要法律干什么？我觉得，现在我们看西方，西方里面，我们后来又发现，这种东西在西方，搞得非常清楚，比如西方有一个观念，就是讲的，亲属回避制度，还有一个叫做不能指证制，首先他不能，这是基于人道主义的观念，人都是要治理的，人要肯定自己，那么自己证明自己有罪，所以你犯大罪，你请个律师，犯人自己的口供我有罪不算，还有亲属回避。美国相对来说比较严，欧洲相对比较宽。像美国，丈夫不能检举妻子，妻子不能检举丈夫，儿子不能检举父亲，我到过欧洲国家，更宽一些，甚至侄子都不能，这里面道理何在？道理就在我们审判法律，哪怕他杀人，他贪污，这是小恶，但是如果把他审判以后，伤害了社会的优良风俗。如果把这个颠覆的话，我们这个社会的年度就没有了，父亲可以检举儿子，而妻子可以检举丈夫，互相揭发，那么人类基本的道德伦理秩序就没有了。澳大利亚头几年发生案件，也说明这个问题，审这个案子的时候，有一个官员巨额财产来历不明，有一天开玩笑，这个案子搞不下去，怎么办呢？主要意见是没有证据那就放啊，但是也有人说，除非把他老婆搞回来，最后主审大法官说的一句话，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强盗不如，我们是更大的恶惩罚一个恶，让人家的妻子揭发他，满足了国家法律条文，但是伤害了社会的伦理。所以说，我觉得在国家，公民，社会和人之间，人是第一位，人是国家的目的和主人，国家是派生为了人而存在的，所以由此产生的，我们在人的思想最高目标，政治最高目标，围绕人，所以现在我们讲，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几千年来就是如此。
发展治理国家以德治国的问题，要以德治国，我们引用西方大法学家庞德的话：一个良好的社会，它有两个轮子或者两个翅膀，一个翅膀是什么呢，道德规范，一个是法律规范。每个人都是个体，每个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欲望和要求，而且人都会放大自己的个性，如此我们之间可能互相冲突互相打架，所以要约束。一个国家对社会的秩序的控制，要靠两个轮子，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道德的教育，道德的教化，通过道德的教化获得一种自我控制能力、自律；一种是法律。自律和他律这两个东西少一个都不行。我觉得儒家的思想它就有价值，它的价值在于重视国家目标和重心是要保护人的，而不是要镇压管制人的，既然我们确信政治是为了成就人，所以管制乃至于惩罚，这都是逼不得已要用的，刑法是次要的手段，甚至有时候是备而不用的手段。一个治理失败的国家，很笨的统治者，治理国家采取什么，处处罚，把警察放在第一位，把强制的手段摆在第一位。这是儒家坚决反对的，这是本末倒置，对人民内心里面没有诚心的爱意，只有一些狡计，对人民冷酷无情，然后动不动采用刑罚，采用暴力。儒家认为这就是独夫民贼，所以现代政治里面，这就是现代政治目标，政治，国家，政府是让你保护，让你感觉温暖的地方，让人感觉可爱，而充满亲情的地方，而不应该是让人可怕。我们在政治学里面，管理学里面，提出一个说服政治的概念，现在政治里面，最低的是统治，暴力的统治，然后行政管制，管，现在慢慢的说服，所以一个国家说服成本越高，当然他的治理成本越低，他的暴力因素越低，那就证明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越高。所以，一个国家里面的说服政治因素是多少衡量你的治理水平。
在西点军校也好，哈佛大学一些学校里面，往往把孔子的话作为经典，名言来推己及人，什么叫恕啊？宽恕啊，恕就是将心比心，把别人放到和自己同等位置上，把自己放到别人同样的位置上，你在追求自己发达的时候，追求自己利益诉求的时候，也要顾忌到别人，容忍别人，你自己想发达，自己想发财，也要体谅容忍别人，自己不想的东西，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就不要去要求别人，你自己都不喜欢，所以这就是将心比心，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人而达人，所以，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要顾忌到我们社会公共利益，要顾忌到陌生人他人的利益，叫博施济众，泛爱众，这就是恕道，对所有人一律对待。
我个人觉得，西方社会对个人主义观念，就是孔子这个思想，个人主义，我们在政治哲学里面讲的，个人主义绝不是自私自利，而是平等对待我们社会中的每个个人，把每个人每个个体都当人来对待，将心比心。尽管我们可以爱我们的亲人，爱周围的人，但是对其他人我们要尽量给予同等照应，每个个体都有价值，不能为了你的一己私利，牺牲别人，你自己的利益最高，别人的利益不存在，这是个人主义的真理，个人主义强调就是我们，你好我好，大家一块，每个人我的利益重要，你的利益也很重要，不能用我的利益，或者某个人的利益凌驾于其他。古代在批判专制制度、批判家天下方面，非常激烈，我们看到明代顾炎武，王夫之啊，他们可以说非常尖锐的，为什么？因为专制天下恰恰是最大的自私，把天下人的利益都剥夺了为他一个人。顾炎武的思想就是从这里来的，专制最大的罪恶把人民追求个人幸福权利剥夺掉了为他一个人服务，因为我是以大事为天下，大功，还号称让你一心为公，实际上灭掉了你个人利益，使人民不得自私，不得自利。所以我们现代社会里面，追求平等，每个个体的自由和宽容，还有公共道德。我们遇到毛病后，遇到问题多朝自己身上找，然后我们随时考虑他人感受。
第二个问题，跟人相关的就是政治的合法性问题，什么叫政治的合法性？合法性合乎最高的道义法则，我们在政治上不是讲法律的高度，不是靠法条合法性，按法律规定办，这个合法是指治法。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制度应该有很多法条，但是你的法条如果违反了我们前面说的这种社会道义，侵犯人权、害人，那么你这个就是叫做违反最高的法则。所以在西方观念里面，有一个观念叫恶法非法，恶法不是法，在中国观念里面，坏的法律不是法律，我们不服从这个坏的法律。秦始皇以后的法律都是家天下之法，秦始皇以后的法律都是霸道之法，所以他不承认，这个就是，评价社会中的法律法则，还有一个更高的，人权的，人道的，敏感的这个观念。儒家是这样，西方也是这样。一个政治如果说违反公共大多数利益，偏离基本价值目标，它是害人的、是自私的，无论宪法修得多好。我们研究政治发展这些拉美国家军人政权，他们的法律条文都写得非常好，但是这个国家是没有合法性的，人民造反，人民起义，在欧美国家，在欧洲尤其是英国，他都是不承认法，他的宪法得没有正式条文，可是这个国家里面，我们说，他还是有相当的合法性。一个政府代不代表民意，是不是符合最高的正义公道，如果符合最高正义那么你就是合法的。你就可以受到上天的委任。反过来说，如果不能体现这个正道，上天就会抛弃你，因为人民也要抛弃你。所以你有接受上天任命的这个可能性，但是你也有被推翻革命的可能性，人民还是政府的目的，君主和国家是实现人民利益这种工具，任何政治都不能违反这个，古代孔子，讲的这个道理，在今天更是如此，主权在民的思想，就是跟孔子代天理民，君主只是代理人，君主只是暂时的，君主的统治权是有条件的，你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你就要资格，你要不为人民服务，不为人民谋福利，你就别推翻，人民就革命，亡朝革命，不到亡朝革命，说替天行道，就是人民有革命的道理，革命的权利，所以代表民意的政府，那才是最后值得服从的政府。有时候我们为了防止避免一种更大的社会公共灾害，我们可能对公民的权利有所限制，甚至对某些犯罪分子必须惩罚，但是无论怎么样不能违反最高原则。一方面有高远的理想，终极的关怀，但是另一方面呢，儒家在它的知识体系和治国智慧里面，还有一种中庸之道，这样的智慧，或者说，尊重社会的常识，讲究实事求是。我们治理国家会有很多原则，很到规章制度，但是这些规章制度和原则，不能脱离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认识水平，也不能脱离这个时代人之常情，还要尊重人的基本常识，这叫做，儒家叫道不怨人，怨人非道。
我们儒家孔子讲的道理，夫子之道，讲的就是恕道不怨人，最寻常之道，恰恰因为它寻常，所以它才永恒，它才有用。夫妇之道，父子之道，朋友之道，就是这些道理，治理国家不要忘记这些东西，人之常情，不要搞一些悬而又悬，甚至违反人类基本常识的问题。按照事务的当行之理做事，儒家的思想，当然高很高，高到哪里呢？我们人生在这个世界上，是上天赋予我们的生命，上天是保佑爱民的，所以天地之大道，最大的道是生生不息，是生，让我们生下来，让我们有尊严，这当然是天道，这个天道又是很平常的，每个人生下来，都想幸福，每个人生下来都想活下去，这又是这么普通，高到天地，这是宇宙的法则，在我们身边体现，它平常又平常到什么呢，所谓的村妇都知道要活着，一个村夫村妇都知道，尊严，都知道面子，所以美国有一个著名的女管理学家，她跟她的员工讲培训，讲了一个什么道理呢？她说管理的奥秘，其实最普通的奥秘，就是你要相信，你的下属，哪怕一个扫地的，地位再卑微的人，他都是希望得到重视，希望得到注意而不希望被忽视，这个道理，一个生命既然存在，他都希望得到尊重，而不希望说他死了活了没人知道，白活，像蚂蚁一样不值钱，没有哪个人内心里愿意这样的，你只要知道这一点，你就可以管好你的员工，如果你懂得尊重别人，一个村夫村妇，一个幼儿园的小孩，小孩上幼儿园，我们小时候，小孩他都知道，哪个老师对他好，他清楚得很，他讲得不出来，哪个老师往哪一到就不哭了，那个老师走了就哭，他就知道谁对他好歹，所以这个人这点是最厉害的，所以不要以为人家没文化，不要以为人家村夫村妇，所以我们执政者要想到这个道理，所以要按照，这个常情有时候，我们尤其是看不清楚，有时候我们自己的聪明是不够的，我们看不清楚怎么办，大多数人，按照常理去办，错不到哪里去。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它本身蕴藏着，实际上有时候远远比我们个人设计者智慧要高，常识和自发的，社会自发的行政智慧，你要尊重它，你不能够随便动它，这个东西该种什么，老农的意见你得听，该种什么就种什么，你不能搞花样。现代的保守主义政治学说，市场经济小政府大社会这一套，我们政治学叫做保守主义，保守主义一个贬义词，就是说，怎么样尊重社会的自发一些东西，你不要轻易碰它，你不要再设计一个东西，你设计的东西不一定有它好，它是社会自发以后，会慢慢形成的东西。
另外一个呢，儒家的中庸之道，平和，我们搞政治，我们搞管理，制订一种政策，不偏不倚，让更多的人受益。所以制订政策的时候，要拿捏在中间，要根据人的正常状态，不要极端，这就避免出来大的起落，大的偏差。作为一个正常社会的管理，他确实要根据人，大部分人的认识水平，同时呢，你一个政策，衡量一个政策是不是可行，是不是公道，看看能不能代表人民利益，一个政策，出来的效果，应该是枣弧形的，应该让中间大，两头小，让受惠这块人最大，叫做因人之心不走异端，要兼顾多数的利益，所以儒家中庸之道，要拿捏其中，用现代经济学的眼光看，这就是黄金分割率，经济学就是使它的边际效率越大。所以我们说，中庸之道，所谓的中庸是社会最佳的分割点，一个最好的状态。
另外一个呢，无为的思想，无为而治，无为的思想，无为无不为，我把它概括为，无为无不为，宁静以致远的大智谋。在儒家思想里面有，在道家思想里面更清楚，当然后来，随着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道家思想怎么样？儒道两家都有无为的思想，无为而治。那么我们先看道家的，我们知道老子著名的格言，这是大智慧，举重若轻啊，治国怎么样？这句话真是充满哲理，治理一个大国就像烹调做一条鱼，他用做鱼来比喻，我们做鱼的人都知道，或者我们有失败的教训都知道。治理国家，治理一个大国，就是像做一条小鱼这样，你要说它轻它很轻，你要说它重它就智慧很高，很高，还是树立民心，国家不是万能的，国家也不应该包揽社会的一切，有时候应该有自我管理国家只管他能管的，管得到的事情。我们必须得承认，治理国家政治，重视管理也好，政府管理也好，应该有它的限度和借鉴，不能做无限，不能什么都管，不能重令扰民，不能搞很多东西，你要尊重社会自发的规律。据说黄帝是无为而治的高手，一个高超的政治家。我觉得这个背后，要往深处讲，尤其道家的智慧，跟现代政治，跟我前面讲的保守主义，我前面讲的现代保守主义是相通的，它背后一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就是在于承认我们人类的道德有缺陷，承认道德上也有问题，承认在智慧上也存在着缺陷，所以怎么办呢？由人存在有缺陷的人组织政府，他有问题，管不了，管不好，怎么办？尽量放一放，放手让社会去做，让民众去做，把风险也要把它化解。
这两天我看一本书，《风险社会》，里面讲得也非常精彩。现代化社会一方面意味着机遇，但是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又是高风险社会，这个高风险社会除了我们在现代社会里面，除了面对这种自然的风险以外，一个最大的风险由现代社会造成这种人为环境的风险。一个现代社会的人类居住和生活过密化之后，制造了很多东西，但我们人类预测风险能力越小，为此出现一个叫做知识短缺的鸿沟，预测未来的知识和技术增长诞生带来的风险之间巨大不对称。社会越复杂，越风险，因为复杂意味着链条多了，分工越来越多，你管得住这个链条，管不住那个链条。我们宁愿牺牲我们眼前的利益，无为而明智化。这里面儒家强调，第一，要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唤醒每个人自觉会好一些；第二，政治要勤俭，一个当然减轻负担，另外一个就是不要折腾。我们看古代的观念就知道，比如说宋代，我们看宋代有人写诗，说自古以来打仗，两国之间打仗，对外战争，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都是因为那些皇帝身边，那些统治者身边的想邀功，想立功求名，获得功名，他们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古代人没有我们现代人国家观念，或者爱国观念，他是个天下，他觉得一个国家一个道德治理，用道德教化的人民，不需要那么多疆土的问题，他自然的，你有了，你的道德高尚，治理比较好国家自然而然，你如果道德不行的话，你没有必要拿着枪杆子逼着别人干，他是这样观念，所以，因为我们就看到在宋代，宋神宗作为年轻有为的皇帝，当他想要去西夏开仗打仗的时候，结果他手下很多人，除了王安石之外，一片反对之声，这个反对里面，包括了儒家的思想，什么思想，就是有时候他就是为了老百姓的生命。所以这里面，我们尽管可以批评他保守，但是他内心里面这个情怀。我们看苏东坡，他代替另外一个他的好朋友，张方平，他俩合写的奏折，反对神宗对外打仗，他讲的是战胜之后，陛下能够什么呢？可而得之者凯旋奏节，凯旋归来了，举行庆国大会，拜表庆贺，歌颂你万岁啊，我王盛明啊，也不过就是这样的眼前的东西，耳目之光，至于什么呢，打胜了以后最好的，为了打仗，后方运送粮草，老百姓累得可以说是筋疲力尽，欲卖男女，卖儿卖女，陛下必不得知而已，你都不会知道，你只知道满足你眼前的，全国人民一片庆祝之声，收复了失地。这些大文豪，这当时，包括很多，司马光，这些当时伟人，为什么反对？他们背后是一种对人的关怀，对人道主义的重视，所以中国这个民族是没有扩张性的民族，不会跟别人去打仗。我们一切都是以人为本，国家或者一些政治上的东西，有些不是那么太重要，人民的生命，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当然历史也留下很多边疆，现在是国际问题，但当时的古代人没有这个眼光去划界，儒家这一点是很大气。你看儒家包括什么，比我们现在还要厉害，比如很多学者提出来，为了做到无为而治以德换民，君主应该清心寡欲，甚至提出来要做严学之士，什么叫严学之士，当皇帝，说白了，皇帝就是个傀儡，皇帝不要做事了，皇帝一做事，从古代经验来看，政府在一个没用，从历史经验也好，从现代政府理论看，一个不受约束的皇帝，权利不是没有，他干的事情，一旦干的多，那是坏事，皇帝一旦好大喜功，皇帝一旦想作为，做什么呢？重则是发动战争，开疆辟土，皇帝打仗，征服他国，轻则是干什么呢？大兴土木，搞一些劳民伤财的工程，搞这些东西，所以，皇帝有所作为，在古代看来，你要说他吃喝玩乐，那还是小事，最大的问题是，如果太有功名成功之心，皇帝太想干事业，儒家认为，道家认为这不是好事，干得多是坏事，这一点很符合现代社会主义观念，英国密尔就讲，政府干的事情十有八九都是坏事，一般来说，国家不会干好事，干的都是坏事，所以怎么办呢，捆住他的手，这些小政府，大社会。最好的皇帝是什么呢，所谓皇帝皇帝，垂拱而至，穿着衣服，往大堂上一坐，沉默无为，不要乱跑，也不要整天折腾事情。儒家里面讲的道理，所以仁君要虚心，要谨慎，仁君之患莫大于自尊，你看，这个唐朝这位宰相，这段唐太宗讲的话，当皇帝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呢，是自尊，这不是悖论吗，皇帝就是要自尊，我们把皇帝抬起来，说他自重自民吧，可是儒家讲的，做仁君最大的是自尊，这个自尊跟我们基督教里面讲的，这也是跟基督教文化讲，这个原则是一样的，人类最大的原则之骄傲，一个掌握权利的人，一旦骄傲之后，那可能无恶不作，而且他做的坏事，他还以为做好事，他改变很好，直到最后他才知道，那个皇帝的新衣捅破之后，他才知道惹下祸来，所以呢，严学之士不要太自尊。所以有时候，把这个思想，你想想看，儒家的这会儿跟君主，所以宰相为什么跟君主之间发生冲突，为什么很多宰相大臣掉脑袋，你要坚持儒家这个东西，一切为民，不要想自己，清心寡欲，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办好事，那当皇帝没有乐趣了，你看皇帝，理论上他什么都有，但实际上他什么都不能干，我们翻开唐初的贞观政要，你看李世民和他所谓大臣对话，言行不就是这样的吗，这两天在朝中讲话声音稍微太大，结果，魏征啊，房玄龄等人哗哗奏章上来了，说皇帝陛下，你最近有问题了，你的问题很大，你讲话声音太大，就是傲慢，你不要以为你立了功了，李世民最后检讨。是啊，老老实实跟大臣们检讨，我最近确实有点骄傲，我自己想啊，还很得意，我18岁起兵，海内英雄都被我打败了，所以说，还颇有这种成就感，很骄傲，所以说话声音大，从此以后请各位监督我，我再也不敢说话声音大了。皇帝说话声音大了都要受到批评，甚至皇帝私生活都受干预。
西方政治学里面，市场经济自由分权制衡思想背后有一种哲学叫无知哲学，人在社会面前，基本可以判定是无知的，所以心理学，心理学经过他们大量的研究，人的智力，人获得信息的能力跟外界之间的关系是及不对称的，可以基本上归为零，你的知识，你对世界的知识了解，世界太复杂了，你在世界面前那就是九牛一毛，所以，你就不要管得太多，你就是要管的时候小心，要谨慎自重，不要搞得太感觉良好。所以这就是说的，无为而治的问题，无为而治里面，跟我们现在，执政你们要想想，你们可能做错，至少我觉得我们做管理者在一些，这也是一个智慧，做管理的时候要随时准备让步，随时准备退步，不要一下子把自己什么定到不能退的地方，那样的话，风险就很大了。有时候因为小错，因为承认一个小错避免一个大错。
我觉得人生哲学认识之后才是智慧，所以有时候要敢于把自己当做普通人，赤子之心要保持，你那样才有大智慧，整天端着，唯恐别人说自己有缺点，那恰恰是完了，因为那是把自己置于及其危险，有点小错误，错不得，一错全错，怎么办呢？不断的补，造假造假，所以很多东西就是这样造出来，然后最后吹炸，输得起敢于认输，这个东西，大智慧，有回旋余地。所以，儒家，我这个尤其作为个人来说，孔子的智慧让咱们没有办法超越的感觉。孔子这么伟大，他把人生，尤其我们作为单个的个人，这些人生的哲学，你去慢慢读，去挖掘，太有味道了，影响大，在一个乱世，一个世道很乱的时候，一个统治者和没自信的时候，一个国家它的统治者越乱越没自信，你这个时候还敢胡说八道，咔嚓一声把你灭掉了，所以就要小心，所以，不是莽撞，一个人，尤其从政，在政治里面，怎么样把握适当的时机，去实践自己的理念，实践自己的想法，在任何艰难的时候都不放弃理想。但是，君子实践政治理念的时候，一定要讲究条件时机是否成熟，一定要讲方法，所以我们现代社会也讲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目的盲，方法盲不行，还要讲方法，讲手段。一个君子也要讲究形象的问题，我觉得这里面我们也可以说两句结束，君子，一个政治家，也要作为形象，一个从政的人，不要说政治家，一个读书人，也还要像个样子，叫士不可不红矣，前面讲，士还要庄重，庄重自强。所以在政治家，我们从政之人，这个身体形象的管理，我们用现代话说，一个领导，高于境界，情绪控制，另外一个情绪控制外面还有形象控制，任何时候不要失态，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一种庄严的，显示一个人的尊严，即使颠沛流离，都要保持君子的风范。孔子讲，君子固穷，小人穷是乱也。君子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有他的操守不会变，处变不惊，孟子讲，叫做泰山崩以前而面不改色，这样的镇定。到任何时候保持这种仪表也是很重要。形象管理，我们灵魂和肉体的统一，精神和外在。比如说林肯，我们讲这个很重要，当然不能过分这个，我讲什么东西都得体，林肯当了总统以后，他一个朋友给他引进一位政治家，说这个人不错，可能会当部长吧，希望林肯给他部长当一当，林肯见了他一面就走了，很冷淡，后来，这位朋友过来说，这位朋友怎么样啊？林肯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不喜欢他的脸，这个朋友就急了，难道一个人还对他的脸负责吗？林肯说了一句话，一个40多岁的男人，应该为他的脸负责，这话很厉害，这个40多岁，如果20多岁，一个有了阅历，一个有了知识，到了40岁有知识，有阅历，有人生智慧的东西，应该反映在脸上，一看脸上没有内容，这个人没法委以大任。今天还有很多的内容想讲，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找机会再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