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文化精神与日本人的质量观（二）”）
那么讲了这么多以后，我们就会讨论，我们怎么办？刚才同学们其实已经有些按耐不住了，有的在问了，怎么办呢?那么我们中国的文化缺哪些，是哪些方面对我们的质量意识、对我们的民族不能产生高、精、尖的质量问题，我们到底缺哪些东西，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首先做一个理论框架的假设，要想解决中国的质量问题，我们看看质量意识从哪里来。那个重视质量的人，一丝不苟的人，精益求精的人，吃苦耐劳的人从哪里来？
一个是来自于我们人性的本身，文化和人性，一个来自于制度，这是我的基本假设。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人身上道德的可教性,制度上的可塑性,因为人首先是个意义动物，人要在世界上，要在社会里面，要在和他人的交往中间，要在社会的目光的注视中间，获得生命的意义，这是人的本质。一个人在自私，总还得要有人评价，一个人不能关在屋里自己说自己好，自己说自己好是没有用的，我们的意义是靠社会赋予的，这是人的宿命，这也是人的本质，人要在他人的评价，他人的注视里面获得意义，获得尊严，所以人都有获得尊严，成就感和归属感的需求，这是我们觉得质量管理，质量意识的培育和制度塑造中能够产生作用的一个基本点。
第二个就是对人的基本看法，人，同时又是具有机会主义的，在正常情况下面，人可能是一个利他主义者，人有了意义感，明白了自己需要在社会的交往，在他人的眼光和评价中间获得尊严、成就感和归属感，所以人是可能会产生利他主义，可能会产生一种遵守社会道德，遵守管理目标的倾向，但另外，人又有挑战，要随时的，在正常社会的人，都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人随时有肯能破坏规则，人都有挑战规则，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倾向。只要有机会，人总是倾向于偷懒，想用最小的精力，想用较小的劳动，获得较多的成本和收获，这是人的一个倾向，是机会主义。那么机会主义和利己倾向它也不是坏事，我们后面会说的，正是因为有了机会主义和利己倾向，它们的好处在于挑战我们的管理制度，你的制度设计不好，就被他抓住漏洞了，因为人都是自私的，随时准备占便宜，一点空子我就钻，所以这就挑战了使得我们的制度必须改进，正是因为人有了这样的倾向，人类的管理制度才会不断的最求完美，精致。我们的制度智慧才会不断的发现，不断的发展。
第三，对人，我们想我们讨论质量意识和讨论质量管理水平的提高，还有第三个对人的基本看法就是，人呢，尽管有以上的劣根性也好，倾向也好，投机取消，短期行为，机会主义，但是人又有被环境驯化的能力，或者说，人又有在制度的不断的刺激下面学习的能力和适应能力。我上回听有个青年老师李华讲了个例子，可以分享一下，当然也很可怕了，你看这个人对狗做实验，那么这个实验的话，对这个狗，尤其是野狗，是很难训练的，找一条野狗对它进行电击，电击到100次，它还反抗，把它栓到链子上还疯狂的咬，电击到150次，直到电击到200次，它最后怎么样啊，屈服了，不反抗了，最后它知道反抗没用，这个习得性无助感，那它知道没有办法了，最后再怎么电，它不动了。当然这是从最坏的方面，那么人身上也有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对人不能用电击的办法，不能搞100，让你有绝望感，习得性无助，那不行，但有一点说明什么，我这个极端的例子说的是人在制度的奖励或惩罚下面，人是有学习能力的，人是有适应能力的，这点在于强调说我们构建制度是很重要的。所以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我们对待我们现在的，谈点基本的看法，由于时间关系，可能又是草草收场。
一个是要对中国文化要进行创造性的诠释和转化，我提出这样的看法呢，也是顺便回答我们下面的有些同学的疑问，人的质量意识从哪里来，人的敬业的精神从哪里来，我想的话，两个方面都不可缺少。
一种是文化，文化的传统，文化所产生的价值观，世界观，生活的态度，来自于文化的濡染，一个民族持续的文化传统，它形成的这样一种约束力量，来自于文化所产生的这种自控能力。另外一个来自于制度，甚至我们说这两个东西都是一码事，因为制度的核心是文化，是价值观，我这里说指的是正式设立的制度，而不是习惯和惯例。所以这两个方面综合起来，一个民族才肯能有好的质量。因此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解决文化的问题。对于中国的文化，过去在我们文化里面好的东西，在过去左的年代，在过去大革命的年代，有很多好的东西被丢到了，现在要捡起来，覆水是否能收还是个问题，但是作为努力还是要努力的。比如说忠的观念，现在想想起来很老了，其实当年孙中山先生曾经想要把它翻新，把对君主的忠转换成对国家、对民族的忠。现在我们也可以从忠里面发展出忠诚，诚信，是不是啊，也是可以的嘛，所以要重新结合我们的现实加以诠释。
另外，像规矩意识，规则意识，本分的思想，责任的意识，像吃苦奉献的精神，现在呢，都想一夜暴富，所以这个投机心理尤其是需要克服的，节俭克制，当然我们人都有弱点，我们在座你我可能都一样，但是作为一个公共话语我们还是要讲我们这个民族、国家真的好到了可以这么浪费吗？可以这么奢侈吗？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富足啊，一个是畸形的，畸形在于贫富差距这么大，一个是病态的，病态在于我们一个太物欲化的民族，我们人生所有的目标都定在享受，物质的享受，肉体的享受，所以，跟肉体享受的这些行业都非常发达，我们的精神的东西太少，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宗教，寺庙，到了这个庙里面去，乌烟瘴气，都是跟买股票一样的，抽一个签以后就可以升官发财，烧香，所以我们这个整个是很病态的。那天，我看一个电视也是，我孩子讲这话，中国很时髦的养狗，狗很多，狗权很发达，人权不发达，你看这个乡间一个老头被一个妇女的狗咬了倒在地上，那个妇女还在打电话，根本就不管，是别人把这个老头扶起来，脚也崴了，回家住院，这女的居然是扬长而去，这样的人，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很多人，你看有的人对她老公，这么狠，不要说对别人了，对陌生人，我看这女的在家对老公狠的不得了，恶毒的狠，但对她的猫、狗那么好，不要忘记了人是人本主义的，我们现在搞得倒了，对狗好、对猫好，对人不好，我们对活人不好，对网络里面的人好，这都是畸形的。在西方，这顺序都是颠倒的。所以这方面我们还是要提倡，我们要有新的语言，新的解释，新的力度来提倡，比如说拘谨，恭敬的精神，对任何事的严谨，虔诚虔敬的精神，那么这都要做的，虔敬的精神很难了。我们现在在大学里面，对学术都不虔敬，顺便一个人就可以写很多书，随便抓住一个题目就是创新，然后呢，而且捞到多少钱就可以有学问，就可以搞院士，搞不料咱们就可以雇凶去杀人哈，就是这样做的。
还有像这种推己及人的这种功德，我们儒家文化里面还是有这种精神，什么事都要考虑考虑别人，顾及顾及别人的感受，这本来都是儒家咱们自己的东西，有些地方还是有的，可是我们过去那种泛滥的，逻辑上不靠边的宣传话语，把这些东西全部割裂了，甚至我们的一些政治套话，讲来讲去，本来有可能真义的，政治套话太多了，像滚筒洗衣机，滚来滚去，翻来覆去的把一些好话都被它滚没有了，洗衣机翻来倒去，这些话，我们这个社会的公共道德，应该承认，中国的公共道德在世界上是倒着说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必须得正视才能去救治他，而不是在那里无视这些东西，在那里唱高调，讲一些官话、套话，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这就是在开滚筒洗衣机，从上到下，一句话都不能多，一句话都不能少，讲来讲去，就跟那人民币式的，洗来洗去，洗的没一点字了，这就是我们的政治宣传，最后讲的别人都不信了，所以你老讲狼来了，最后别人连狼是什么东西都不相信了，世界上还有没有狼都不知道了，假话讲太多导致对这个社会道德败坏太严重，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呢，要真正的回归到用真正的朴素的语言，要用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常识、常理、常情里面的话语来构建我们社会的道德，来解释。
我觉得，一个国家花那么多钱搞思想政治教育，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在思想政治教育上专门花那么多钱，但是一个国家教育成这样子，这确实是个问题。我们现在所谓的干部，甚至是一些高官，装神弄鬼，巫术，神学巫术的东西很多，看风水、算卦，整天搞这些事情，这些巫迷外道，这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现代的，更不是共产党的。所以呢，我觉得需要重构我们的话语才行。另外，中国文化的消极面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我还是愿意引用，美国学者周倘他提的观点，我们儒家文化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道德和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纠结始终没有摆脱，道德问题没独立，社会的管理，政治问题没独立，包括我政管院都是这样的，我也经常调侃了，政治学和思想和一般的道德教育搞到一起，管理的东西和这个什么东西，都弄到一起，动不动都把一些技术的问题，方法的问题都归到道德问题，为了道德，为了政治的问题，可以牺牲一些标准，可以不讲一些原则，这就是我们经常做的，所以呢，中国社会发展里面的这个道德和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纠结始终是一个需要做的工作。这两个东西不分开的话，既没有真正的道德，也没有真正的好的管理，把道德功能无限夸大，把道德说教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结果在现实中一旦做不到，一旦漏出破绽，你这些道德就垮了，所以道德就成了一堆假话，一堆空话，那么，同时具体的事情也做不好。没办法，没有手段，没有方法，没有效果，目的狂，方法忙，要么就没手段，没办法，要么就不择手段，干什么事情，为了达到目的，什么下作的手段都敢用。这样的政府，怎么取信于民，搞点什么钓鱼执法，用这种手段去执法，这就是不择手段。
现在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就是全国20几个省市大搞消灭农村，消灭乡村的运动，在这个过程里面，逼着老百姓上楼，打着老百姓上楼，把土地全部搞掉以后盖楼，全部都在粉刷，所以这些东西，这就是胡来，不讲手段，不讲后果，不讲效益，这是我们的文化里面不拘小节，好高骛远，讲大话，讲伟大的字眼，具体的事情做不好。所以你看这个，我们到今天都还没有改，你看日本，我就讲个易拉罐的例子，日本的这个易拉罐，我们中国有少部分是这样的，按压式的，这是日本开发用了好长时间。有一个小孩，拉易拉罐的时候，把手指头割破了，结果这个消费者就告，那么饮料公司很重视，就开发研制，研制这个按压式的易拉罐，你别小看这一点，它那个地方那么一点，质量要求很高的，你要把它按下去，它还不断，又要按开，所以日本人花了很大的精力研究这个东西。研究出来以后，第一，安全，又解决了顾客方便使用，第二，最重要的环保。你看我们旅游的地方，这个易拉罐的盖子掉到、粘到地上，很难搞的，像青岛、北海沙滩，易拉罐盖子搞到沙子里、海滩上，没法弄出来。我们现在国内有的好像有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推广，日本人早就全部推广这些东西了。
虽然我们大国需要搞些高精尖的东西扬扬国威，但是真正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里面，真正一个靠谱的社会、政府，应该多把精力用在日常生活的智慧上，开发些日常生活的这些用品、技术，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我们还是说汶川地震，虽然有很多感人事迹，也还是有问题，我们平时可以用那么多精力去造宇宙飞船，搞水立方，开奥运会，但是我们地震的现场，连千斤顶都很少，救援的战士用手刨，领一根千斤顶还要团长批准，更何况，像日本产的那种小型挖掘机，一下子就不够了，这个救援耽误了多长时间。像日本人，智慧都在生活里面，我觉得这个才是对国家、对社会有实际的价值。
我的基本结论就是一个方面要加强培训宣传，另一方面要加强制度建设，光靠文化教育，光靠培养，是不够的。制度的刺激，规范，能够帮助人们产生学习能力，适应能力。所以呢，最重要的是一个好的产权制度，一个好的政治制度，对于归训、培养、塑造国民优良的品质，才是长治久安之本。一个好的制度下面，我不用担心老板决策会失误，因为决策的风险由约束机制的，你干不好了你跳楼不就完了吗，就这么简单，那么好的制度里面，你像美国克林顿也好，像西方内阁总理，干不好了你辞职就完了，或者下次选民把你赶下台，所以我在这个里面我就可以高度的集权化，行政就非常有效率，所以这方面不解决，一个不好的产权制度，一个不好的政治制度，如果政府自己管不住自己，政府自己不能把自己装进笼子里面，而把人民老百姓关进笼子里面，那么这个搞管理没有办法，这叫缘木求鱼，以虎谋皮，所以正当合理的政治制度，我觉得是质量管理的保证，是前提。因为你在那里教育半天，政府本身就不讲，比如腐败，传统政治里面我讲了，当统治需要的时候，他可以反腐败，但当统治需要的时候，他也可以纵容腐败，腐败也是统治的需要，你不腐败，我怎么利用你呢，你没弱点，我怎么控制你呢，你太好，太清廉了，我不敢用，你没弱点，我怎么抓你呢，我整你，整你的材料整不住。所以我们的反腐败，在传统社会下的集权体制永远不可能解决好的。你说朱元璋搞那么多严刑，剥皮实草，挖心抽肠子都干过，但照样腐败，为什么呢，你根本制度解决不了，他一喜欢，你又不腐败了，腐败不腐败都是有自己决定的。所以我们说呢，合理制度的安排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就是制度的执行力来维护制度的成长，这样，一个制度一旦成长以后，慢慢的才会有学习能力。实际上我们知道，日本，香港都曾经有过腐败，日本在它的战后有一段质量也很有问题的，但日本人在它的宪政制度解决的比较好的情况下面，那么它的质量才能上去，它的质量意识才能和它的传统文化，和它的民族精神才能够相得益彰，才能够被激活出来，所以我们呢，时间关系，今天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学生：为什么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中日之间对文化产生的不同影响？
张星久：中国人绝对性不够，中国人经常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要太绝对，导致中国人什么都信，但也肯能什么都不信，他很容易放弃，也很容易接受，所有的东西都要靠自己的主管去判断，或根据自己的需要，用自己的主管想象去构造自然规则，不承认科学的独立性。中国这个社会，在政治学中有个名称叫国家建设，但是我们中国现在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还是个问题，中国几千年来，上面是皇帝，底下是自由散漫的自由世界，皇权止于郡县，所以现在提构建核心价值还是个问题。主流的文化和老百姓的文化就不是特别统一，可以看《鬼子来了》。
学生：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电子产品质量产生了一定的下降，是否和日本的大量的其他廉价劳动力的国家分公司有关系。
张星久：日本本厂的和其他产地的质量确实不一样，可能和资本扩张有关系。
程虹：
尊敬的张教授，这是张教授在这里的第二次演讲。08年曾经就公共管理意识和政府的管理意识做过非常经典的演讲，在我们的质量双周论坛的 中有反映。
今天这个议题，是我们国家目前在质量管理领域一个非常前沿的问题，我刚才和张教授交流的时候，我和张教授说我们在研究质量评价，研究质量标准，研究质量技术机构的具体的检验方法，我们最后经教育部批准，我们要召开中国首次中外质量文化比较研究学术会议，美国对这些硬的研究已经很充分了，已经没有太大突破了，美国在研究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一个管理体系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企业中应用时完全不同的，这就产生了美国的六西格玛，欧洲的ISO,日本的精益制造，这三大经济体，为什么欧洲喜欢ISO，而日本喜欢精益制造呢？为什么中国现在是世界制造业的第一大国，但是中国缺乏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质量管理体系。美国一些大学最新研究表明，文化最终决定了这些硬的管理过程，美国在每百万件产品中出现质量问题的数量来决定质量水平，日本是个非常注重细节和过程，欧洲喜欢文本。这些硬的背后都是软的文化在决定它。
张教授今天讲的这个问题是非常前沿的问题，我们下一次可以来讲一下美国人的质量观。张教授在现在这个时期讲这个话题体现了一个作为学者的勇气和道德，我很同意张教授学者要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论点。日本产品的质量和日本人的注重细节是分不开的。张教授对日本的概括可以非常好的解释为什么日本产品有非常好的质量。确实有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地方。中国要想从西方文化中转化一些东西的时候可以借鉴日本的文化，总体上我们和日本文化基本一样，都是典型的儒家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么样发挥学者的作用，把日本的讲细节，讲过程，讲质量学过来，我们的质量就能上一个新台阶。我们诚恳的希望我们张教授以后能够多多的关心质量院的建设，关注中国质量的发展。最后，我再一次代表质量院对张教授的精彩演讲表示衷心的感谢。（完）
(郑向平、戚晓辉、邓晓源、王晓莹、杨铧、邢江峰，袁凌，吴德洲、万林青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