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一个企业当然不只是靠企业家一个人就能做强做大，否则那些国际知名的大型企业根本犯不着请上成千上万名员工。当然，很多时候，企业家是一个企业的精神领袖和核心灵魂，一个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该企业的企业家能力有关。也正是因为如此，我国经济发展取决于企业家的能力。
    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很多企业家似乎很少在企业内部待着，他们的主要工作时间都花在企业之外，干什么呢？通俗的来说，就是跑关系。这些企业家认为，企业本身经营得如何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应该是要看这个企业家能在企业之外搞定多少关系。导致这种非常怪异的经营乱象的原因有很多，我们当然可以责怪这些企业家不务正业，没有将精力全部放在如何搞好企业经营的目标上，但我们说，这些企业家都是一个个理性的经济人，他们之所以如此煞费苦心地出去跑关系，并以此来推动企业的艰难发展，那也就一定有它的道理。
    这个道理就在于，我们的政府可能在某些方面的确有对企业的经营存在管得太多、管得不正确的地方，但在另外一些方面，我们的政府又对企业可谓是爱护得太多、宠得太多。我们都知道，溺爱之下是很难出人才的，而对于企业的管理也是一样的道理，一个被政府宠爱有加的企业，很难成为一个具有强市场竞争力的企业。我们试想一下，那些常常被补贴、被退税和被优惠政策宠爱得无以复加的企业家，哪里还有心思去认真做好经营呢？
    我们政府给予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以家长式的照顾，这是我们在计划经济时期就保留下来的传统。近些年来，由于中央政府推出了若干举措，以加强和推动企业的创新行为，很多地方政府有较为强烈的动机，来为当地企业提供更多的家长式照顾，比如创新补贴、税收减免等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做法无疑是对提升企业绩效、刺激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一种激励，但从理论上来看，政府对企业的这种过度保护所带来的问题，同样也是非常明显的。
    基于国家与企业的这种关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亚诺什▪科尔内提出了“软预算约束”的概念，并将这种关系称为“父爱主义”，他认为，国家对企业的保护和企业对国家的依赖是造成软预算约束的重要原因。因为，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预算没有一个定额，经常根据企业的需要而做出调整，这就使得国有企业可以从国家源源不断的获得新的财政支持，但经济收益却没有硬的约束，对那些达不到生产目标的企业，政府财政也就听之任之。
    可能有人提出疑问，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很近，但是那些私营企业具有相对硬的预算约束，政府的父爱主义关怀对他们会产生同样的影响吗？我们通过研究发现，政府的父爱主义对这类企业家同样会产生负向影响，由于企业对制度的依赖性不断增强，在一定程度也成为导致这些私营企业的创新能力低下的重要原因。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那就是我们的政府当下最应该做的，就是逐渐终止对企业的一系列父爱主义式的关怀，诸如创新补贴等等。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政府要与企业划清界限，不再产生任何关系，而是要求我们的企业家要将注意力回归到企业内部，集中放在如何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上，而不是一味依赖制度来实现创新。
    对于企业家的管理，我们既不能管得太死，也不能宠的太多。政府唯一要做的就是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与政策，而不是执行所谓的一企一策，为某一部分企业提供相对其他企业不公平的政策优惠。实际上，这不是政府在鼓励企业发展，而是在误导企业家做出错误的行为。试想一下，一个只能靠政府的优惠政策求生存的企业，他还会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企业家精神吗？如果我们的政府再对企业这么一味的宠下去，那么，即使当下还具有那么一点点能力的企业家，恐怕长此以往也将被“跑关系、跑优惠政策”的思想所套牢。实际上，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才能激励企业家精神，才能培育企业家的能力，也才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长期的重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