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美国《财富》杂志公布了2017年年度全球50位领袖人物,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高居第二。看到这则消息,我感到了一丝诧异。尽管马云所开创的阿里巴巴目前正如日中天,虽然马云那“颧骨深凹、头发扭曲、露齿欢笑、顽童模样”的长相是那样的引人深刻,但是其能击败诸如苹果公司库克、华为公司任正非等一大批知名中外企业家,甚至超越德国总理默克尔、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等政府首脑而在全球领袖榜中位居“榜眼”,这种成功已无法用商业上的成就、长相上的印象深刻来进行解释了。对此,我忖思良久,死掉无数脑细胞之后,总算在心中找到了一个可以置信的原因。我想,马云的成功,一方面得益于电商平台依托“互联网+”、“网络创新”等流行概念得以引人瞩目外,另一方面或许他流利的英语也是助他获得巨大国际影响力的关键推动力。作为一个英语教师出身的企业家,英语为马云打开了世界之窗,让他能获取国外的最新信息,并有机会接触到互联网。更重要的是,英语为马云带来了丰厚的社会资本。流利的英语赋予他一张“国际通行证”,使得他有机会征服《福布斯》记者,早早登上了《福布斯》的封面;使得他可以结交杨致远、孙正义甚至克林顿这样的人物,获得资金和机遇;使得他可以穿梭在达沃斯论坛,让大家记住阿里巴巴。
仔细想来,一口流利的英语应该与个人成功具有高度的因果关系。但从马云的个案中,我们无法全景式的洞悉英语的巨大作用。如今,基本上每个中国人都要学英语,英语能力是否也能帮助一般人取得成功?想要比较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自然离不开高质量的一手调查数据做分析。一方面,我们需要大样本的劳动力英语能力的数据。当然在语言学中自然是进行专业的语言水平测验才能比较准确地评估一个人的英语能力,但是这在大样本调查中很难实现。相关研究也主要是使用英语能力自评的数据,一个人对于自己看不看得懂英语、会不会说英语还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的。另一方面,工资收入是评价个人成功的重要方面。现有英语能力的调查数据多仅搜集了个体语言水平的部分指标,未能匹配性的搜集其在工资收入上的相应数据,我们就无法全面分析英语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影响。此外,选择性偏误是实证研究难以规避的大忌。为获得英语投资回报的因果效应测度,我们必须控制个体受教育程度、健康水平等认知能力因素,以及所在企业、所属行业地区的特征对个体工资的影响。最近,基于国内首个“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CEES)”数据,我和我的团队成员形成了一篇题为《英语人力资本与员工工资》的论文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这篇文章想要探讨的问题,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劳动力市场上,员工掌握英语能力能为他/她带来多大程度上的工资回报。
使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等多种方法,在充分剔除英语能力与工资之间内生性的前提下,这篇文章发现:英语能力对员工工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因果效应。平均而言,对于英语能力较高的个体分组而言,其单位小时工资显著提高15%~35%。据此我们可以推知,英语好确实能够带来成功,具备英语能力能使劳动力获得不菲的工资回报。进一步地,对英语能力进行细分观察,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结论,那就是英语阅读能力的工资回报比英语听说能力的更大,前者比后者的回报要高出5%~15%。这似乎表明,在现阶段的中国企业中,员工的英语能力主要用于识别英文信息或进行英语的书面交流。比如说,操作进口设备的工人需要能够阅读英文说明书,以更好地了解国外机器的性能;有产品出口的企业,业务员不仅要填报外贸订单、与外国客户邮件沟通,管理层还必须了解国际标准的各项规定以及国外市场的行情。当然,这个结论并不能以偏概全,因为这与CEES数据的样本行业特点有关。中国产品若要走出国门、具备国际竞争力,不仅要加大在产品质量上的投入,还需要企业家们在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中进行知识的吸收再创新,像马云那样能够在国际上宣传介绍自己的产品和品牌来吸引资金和客户,这些自然都需要良好的英语听说能力。
英语使人成功,我想这并不是单纯的语言技能溢价。国民英语能力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意义,在于英语语言是发展中国家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知识的一个渠道,也是发展中国家获取发达国家认同、表达自己声音的一个工具。这一进一出之间,强调的是把英语“用起来”。中国的学生在学英语这件事上耗费了无数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最后却获得一个“费时低效”的评价;而近年来新闻上却时有报道,完全不懂英语的老人靠着字典和手机上的翻译工具,成功周游世界。连马云自己也坦言,他靠着和外籍游客练习自学英文,学到的不只是语言,更是文化,使他能够更加深刻地了解西方人的思考方式和言外之意。另有研究表明,虽然日本人的英语发音带有明显的口音,但日本人的英语运用能力要比中国人强,其证据之一就是我国高校学者在SSCI和A&HCI两大主要权威论文数据库上发表的论文远远落后日本高校。而日本人在英语学习方面的长处就在于,一直将其定位为工具导向。如何提高中国人的英语应用能力,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培养更多具有国际视野和交流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是值得教育改革者深思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