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作为一个学科的地理学与经济学的关系绝不是我们以前在学习地理的时候所见到的，仅仅是对于一个区域之内不同类型经济活动的描述，比如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的经济活动的维度和内容，生产什么类型的产品，以何种产业为主，等等。当然，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大多数理论分析范式中，于假设前提里面就忽略了主要经济活动的空间维度，即生产、工作、消费等等活动在任何地方发生都不会对其结果产生丝毫的影响。这都不是我们对于在经济分析中引入地理空间维度的期望。
    经济学研究中对于空间和地理因子的忽略绝不是时时处处都存在的。德国经济学家杜能就基于运输成本、距离和密度等空间地理的要素，发展了一种农业生产模式的空间分布理论，而这种特定经济活动的地理空间布局是来自生产者的成本最优化决策及行动。地理空间的影响不局限于经济活动，也可以用来分析一些社会问题。Thomas Schelling就用一种比较抽象的空间分布模型解释了居住区域的种族划分问题的形成原因。这对于我们今天分析所谓我们生活中学区房的出现、以及发达国家同一城市不同区域之间在贫富、社会阶层、种族之间的差异提供了理论基础。
    同样，空间地理往往与宏观经济现象结合的更为紧密。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模型解释了贫穷国家日趋贫困的恶性循环的机制。克鲁格曼一手缔造的 “新经济地理学”更是对这一机制进行了理论阐释，也为所谓的激进学派的“中心外围”理论提供了分析性基础。在贸易成本（或者是运输成本）比较低的前提下，规模报酬递增的行业将会集中在“北方”，即发达国家，而那些生产同质性或标准化产品的产业则会在“南方”的发展中国家当中集聚。
    进一步地，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在空间范围内也不是割裂的。Thomas Schelling是在其名著《微观动机和宏观行为》一书中建立其模型的。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所解释的中心—外围结构，其实是经济人自利行为未预期到的结果。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Hidalgo、Klinger、Barabási和Haussmann等人于2007年在《Science》上发表了《产品空间决定国家发展》一文，他们在文章的前言中就写到，这篇文章首先从抽象理论的维度，建立了产品之间的联系性网络，即“产品空间”在中心和外围的分布特征。他们证明那些复杂性程度更高的产品一般位于紧密相连的核心区域，而复杂性程度较低的产品则位于联系松散的外围地区。在实证上，他们运用国际贸易中的产品进出口数据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构建了一国在所谓的“产品空间”进行位移的轨迹，并且指出这种移动一般需要通过开发与其现在生产的产品比较接近的新产品才能进行，并且需要穿越那些在实证上不太“异常”的距离才能从外围逐步转移到中心区域。这就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发展过程中，穷国为什么总是难以生产更有竞争力的产品，而且其向经济发达水平收敛的道路如此艰难。
    显然，这篇《科学》中的文章，是将理论与实证、抽象空间与地理空间、空间与经济、微观产品与宏观发展等等维度结合的比较好的佳作，这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在经济学研究中引入空间地理因素，前景还是可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