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欧美都似乎在经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但是在日益深重的欧债危机和屡陷绝境的欧元前景面前，欧洲在这条路上依旧步履蹒跚，而美国的经济景气和美国的制造业的表现则让人眼前一亮，也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增长模式上了一课。
    为什么美国在金融危机的低谷之后反而走上了再工业化，引领产业新革命？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在创新和转变。依循比较优势和规模扩张的产业发展路径受到内部结构提升动力缺乏的制约，也在受到外部要素价格及能源价格上升的双重挤压之后，很难维系和主导全球化背景中的产业循环。对于科技创新和劳动力素质在增长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已经从理论和实证的学术层面更深入到了政策制定层面。
    其次，能源革命正在转化比较优势。一面是高达100美元一桶的坚挺的石油价格，一面是美国的油页岩革命使得美国的油气资源超越沙特阿拉伯，而且其中的页岩气更是一种广义上的清洁能源，不仅使得美国国内的天然气价格暴跌60%，很可能使得美国重新成为国际能源市场的举足轻重的出口国。能源革命带来的成本下降不仅改变着产业生态，使得传统的能源集中区和俄罗斯等矿产国在世界能源市场上的控制力可能一去不复返，甚至深刻影响世界的政治格局。
    再次，消费者需求革命驱动产业革命，来自发达国家的消费者，他们的差异化需求比重激增，这推动运输和存货成本的控制在产业布局中的重要性再次凸显，而且在制造业数字化，如三维打印技术和网络服务的普及之下，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经典的产业部门划分和产业结构已经需要重构了。
    最后，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也是对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模式的反思，美国对工业发展进行了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从2009年到2012年，奥巴马政府先后推出了《美国制造业振兴法案》、“购买美国货”、“五年出口倍增计划”、“内保就业促进倡议”等以帮助美国制造业复兴。此外，为提高美国制造业吸引资本和投资的能力，美国政府一方面进行税收政策的调整以减轻负担，一方面对研发提供公共财政资金的支撑，增加重要的科研部门和机构的经费预算，同时致力于科技研究成果的产业转化。在低廉的能源价格、运输因素这些众多因素的影响之下，美国制造业的回流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是美国的产业发展从长远来看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的产业、经济发展是利好的，但是短期而言，确实给本来就处于危机中的中国经济带来了更多的压力。首先，自身的产业结构转型更难以依靠从国外的产业结构中进行引进，开创自己的产业转型发展路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了。其次，要寻找多样化的转型方式，是发掘新的市场，如绿色技术市场等，或者是加速加工和服务贸易企业的并购，单一的、统一的模式已难以适应多变的经济环境。再有，有数据表明在页岩气的储量方面，中国的资源丰富程度要高于美国，但是在成熟的开采技术方面还有较大差距，如果没有如美国那样由民营资本 来开拓一场能源革命，那么，政府支持和国际合作就势在必为了，毕竟以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内在的环境压力，如果能源的结构不合理，能源供应不能独立，能源成本过高，经济增长的前景就有更多的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