镉大米、铅中毒、重金属超标、农药残留等一起起食品安全事件，其背后其实对应着一起起环境污染事件，江河污染，空气混浊，土壤金属化等，造成这些事件的主要缘由之一就是环境污染的违法成本低。过去对排污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才进行处罚，加上“自由量裁权”，地方保护主义，还有过度追求GDP，更是让排污行为游走在法律约束之外。而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了一些行为可以直接定罪，比如利用渗井、渗坑向地下排污等。与2006年7月的环境污染司法解释相比，这次出台的举措更为严格，由之前的“形成严重后果”才能追责，改为只要有排污行为就可入罪在污染事件中，企业法人构成犯罪在过去的法律中有体现，但是，过去对企业负责人追究不多，只是提高企业的罚款额度，以罚款代处罚，如果只对违法排污企业采取罚金，而企业负责人毫发无损，这样对他们将没有威慑力。新《解释》第六条明确规定，对于单位实施环境污染犯罪的，不单独规定定罪量刑标准，而是适用与个人犯罪相同的定罪量刑标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并对单位判处罚金。这在追求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的博弈中，新的纳什均衡将逐渐形成。虽然，我并不赞成用重典来进行管理，但是我认为此次的改变，由因“后果”而追责变为由“行为”而追责，更多的体现在事前的预防与威慑力上，而不是事后的重度处罚。

现实的生活中，“酒驾入刑”便是一个非常成功而且鲜活的案例，使得我们对利益与环境博弈中新的纳什均衡有了过多的期许。“酒驾入刑”虽然感觉上处罚过重，甚至出现由于吃了含酒精的食物而误伤的情形，但从总体来看，正面积极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餐桌上，只要说明自己开车，大家都表示理解不再劝酒，如果沾酒大家也都制止其驾车上路。甚至开车成为了规避喝酒很好的借口。国内因酒驾发生的交通安全事故明显减少。全国“酒驾入刑”的案件可为极少，但更多地体现在了威慑力上，更突出了这一因“后果”追责变为因“行为”追责的预防能力。对于“排污定罪”的变化，由于威慑力的存在，将使得环境污染这一“囚徒困境”的魔咒可能被打破，而形成良好的排放秩序。由此推而广之，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思考，凡是涉及安全，环保与健康的公共事务，且负外部性显著的领域都应该采用因“行为”追责的机制呢？我想这次环境领域的变革将给我们一个较为有利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