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首届中国质量大会在北京召开，李克强总理在这次大会上发出了“把经济社会发展推向质量时代”的讲话。走上“质量时代”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脉搏的最强音吗？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从1979年算起到今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5年。35年的发展历程向世人展示了一个“中国奇迹”，而这个奇迹是由一个又令人赞叹的数字组成。2013年，我国GDP达到了56.88万亿元，按2013年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率来计算，折合9.2万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为12%。GDP总量比日本多出50%，与美国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学者们预计可能在2020年追上美国，而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方法，今年或者明年就可超越。从人均GDP数据来看，2013年中国已经从低收入国家上升到了中上等收入国家，为6100美元，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贸易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13年中国年度进出口总值超过了4.1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的第一名。而且，中国的外汇储备在这一年达到了3.82万亿美元，而1978年仅有不到2亿美元，增长了几万倍，这一数据不可谓不让人震撼。其他如中国主要工业产品在世界上的排位，占全世界产量的比重也颇让人惊讶于中国数量。如钢铁、水泥、汽车等220多种工业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中国水泥产量占全球的58.6%，粗钢产量占到了全球比重的48.5%，机床产量占全球的38%，等等。这一系列“耀眼”的数据都是中国在“数量时代”取得成就的最好诠释。
    但另一些数据又会让这表面灿烂的“中国数量”暗淡不少。虽然中国的人均GDP达到了6000美元的水平，但是依然在世界180多个国家中排名在89名，较为靠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从两位数时代进入了一位数，每年7%左右的新常态阶段。基尼系数从2003年开始一路走高，近几年一直在接近0.5的高位徘徊，这反映了较为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状况。除此以外，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常不能增加很多的就业机会，而且工作岗位的不平等分配更加重了大众对就业机会缺乏的失望。现在可以明显看到，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和人均收入上升到一定阶段，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在不断提高，但如果参与的机会不能随之增长，就会在区域和阶层之间形成对立。雾霾的蔓延、重金属污染的扩散、质量安全事件的频发，都暗示中国当前数量型增长带来的自然资源和人居环境的恶化代价高昂。西方学者曾经指出 “无工作的增长、无声的增长、无情的增长、无根的增长和无未来的增长”这几种有增长无发展的困境。这些都是有增长数量，但没有质量的重要表征，而这些在当前的中国，都有不同程度的显现。
   “中国梦”是当前重要的施政纲领。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数量时代积累的物质基础让我们离中国梦的核心目标更近了，但是仍有较大的差距。无论是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还是技术创新的世界地位，抑或是那种软实力，现在离我们在历史上曾经达到的高度都相距甚远。19世纪初中国占世界GDP的30%以上，李约瑟也赞叹我们曾经在科学技术上遥遥领先世界，但这都是过去的辉煌。更为严重的，在“革命仍未成功”之时，却要面对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隐忧。我们虽然跳出了低收入陷阱，但是目前增长速度放缓，以及过度依赖投资，产能过剩，都拖累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脚步。人均1万美元收入是一个重要的关隘，后发国家超越这条界线并非易事，历史上成功实现这一目标的国家有一些，但这并不是发展的必然走向，因为失败的例子也不少。美国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的报告更指出，从2007年之后，一直到现在，中国全要素增长率的实际增速从之前的年均3.3%的正增长逆转为-0.9%，这一数据不能不让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更加小心谨慎，毕竟克鲁格曼在上个世纪90年代对东亚经济的那些悲观论调并非全无道理。
    中国是与日本和韩国一样，在经历30-40年的长期较快增长之后成功进入上等收入国家行列，还是像曾经的阿根廷、智利一样泥足深陷，人均国民收入徘徊不前？以我们目前的国情和肩负的远大目标来看，前者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理想状态。但是，用什么来实现，怎么来实现这一伟大目标，从而开创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新的伟大时代，这些问题的答案仍然需要我们从建设质量时代的进程中戮力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