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没有脱离单一经济主体，不管是斯密还是马歇尔，研究的起点都是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即使是作为现代宏观经济学源起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虽然饱受缺乏微观基础的诟病，但凯恩斯本人在建立他的理论体系的时候，也没有离开对市场主体心理和行为的分析。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更已经是经济学研究的主流和“潮流”所在，不管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货币学派、新古典宏观学派，还是90年代之后的所谓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通过代表性个体分析来获得宏观经济意义和政策措施的要点已经是普遍范式。许多年以来，经济增长理论都是宏观经济理论中一个发展比较快的分支，不少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获奖理论是研究经济增长或者发展问题，更有众多的著名经济学者的研究重心在这一领域。发展经济学也曾经饱受质疑，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政策实践上，结构主义的发展经济学基本没有微观基础，新古典主义的发展经济学，虽然不缺乏微观分析，但却使得发展经济学不太像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由此可见，要想研究好宏观经济增长，以及分析宏观经济增长的质量，将分析的范式和分析工具建立在微观主体之上是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产品质量无论对于消费者主体、还是生产者主体，都是他们理性行为决策的重要影响变量，从微观质量构建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内在联系也具备理论和现实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从分析方法而言，经济增长理论的建模一般都建立在个体生产函数之上，不管是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理论模型建构的起点都是基于一定的生产函数，只不过通过生产函数的差异，或者引入新的经济增长影响因素，或者让既有要素以不同的形式影响生产的结果，进而通过微观的加总带来宏观变量的变动，更可以对应地提出具体的政策措施。产品质量进入生产函数已经不是一个新课题，只不过目前的研究中，产品质量进入生产函数的方式有多种，可以作为一种中间产品的要素，可以作为单独要素，也可以是作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部分，不同的范式带来的模型结果和政策含义显然是不一致的。从需求函数的角度，一般的需求函数中多是以价格和数量作为变量，产品质量进入需求函数并不多见，也就没有统一可接受的模式。除了供给和需求的独立变动，经济学看重的是供给和需求均衡的状态，现代经济学更是对动态和随机环境中的一般均衡结果更感兴趣，也就是寻找所谓的DSGE的状态，产品质量变量引入生产函数和需求函数，能否产生这种均衡结果，也是对微观产品质量和宏观经济增长质量进行研究的核心环节。突破了这一点，就能够在理论上为两者这间的逻辑联系提供坚实的基础。
    理论正确了，但是不能被实证分析所验证，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不能彻底彰显。就产品质量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关系的验证和实证检验，可以是利用产业样本，可以是区域样本，可以使用国内（中国样本），也可以采用国际比较数据，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可以根据对分析对象的了解程度，尤其是数据的可获得程度进行选择。当然，选择不同的样本，其政策意义可能有重大的差别。另外，采用不同的样本，适合的实证分析方法也会有不同，为了得到一个显著的、稳健的经验分析结果，这些都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影响因素。用产业做样本，可以得到时间序列的数据，用区域做样本，可能得到截面数据，用国际比较数据，从目前的数据可得性而言，要比国内数据要好，可以相对容易的得到面板数据，不过政策意义可能相对弱一些。所以，这里面就会有trade-off，这是研究者必须重视的问题。
    无论如何，比较显见的一点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质量提升是中国发展的前途所在，这几乎是所有经济学者的共识，而产品质量提高在中国经济未来增长中的作用，也不断地有更多的学者注意到了，微观产品质量和经济增长质量这两端的联系无论从理论还是经验分析上都越来越具有重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