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国际贸易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贸易流量和贸易流向的解释。在这一方面，从古典经济学时期的斯密和李嘉图，新古典学派的赫克歇尔、俄林，再到克鲁格曼，都从不同维度给出了各自的答案。最近的理论解释是新新贸易理论的生产率异质性假说，以及在新新贸易理论范式下的产品质量异质性因素。
    有学者认为企业产品质量差异是解释出口商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更高相对价格的关键因素。例如，Helble 和Okubo（2008）认为，在需求上，消费者对于高质量产品有较强的偏好，愿意为这些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获得的利润要多于生产低质量产品的企业，从而这些企业能够克服贸易成本的阻碍，更多地将产品出口到国外。另一方面，Antoniades（2012）发现，高质量产品的生产商在国际贸易中一般会追求更高的加成定价。也有学者提出，质量异质性与国家禀赋和消费者偏好结合，成为决定国家之间贸易模式的重要因子。Fajgelbaum等（2011）在引入产品质量异质性后发现，如果贸易方之间在其他方面比较类似，国家的大小和初始收入分配等特征将会主导它们之间的贸易模式。Baldwin 和Harrigan（2011）引入新的表示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偏爱的变量。这样，价格最低的商品就不再具有最高的竞争力，企业的竞争力有赖于经过质量调整的价格。较高质量的商品更贵，利润更高，对较远的市场的渗透力更强。Fasil和Borota（2013）分析了产品质量在塑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模式和贸易强度（trade intensities）中的作用后发现，企业产品质量差异带来的价格分布会在富国和穷国之间形成差异化的消费束。发达国家平均进口价格更高，不仅因为其消费的产品质量高于发展中国家，而且其消费的高质量产品定价也更高，他们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强度高于南北方国家之间贸易强度的内在机制，那就是富国更偏爱富国生产的高质量产品。此外，Hallak和Sivadasan（2013）发现，在规模给定的情况下，出口商以高价出售更高质量的产品，支付更高的工资从而使用更多资本要素。Khandelwal（2010）利用价格和数量两方面的信息来估计出口到美国市场的产品质量。在同样的价格下，具有较高市场份额的产品被认为是高质量的。他发现产品市场中存在很强的质量异质性，或者说“质量阶梯”。在那些质量阶梯较短的产品市场中，来自低工资国家的竞争更可能导致较高的就业率和产出水平下降。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对美国出口的工业产品主要集中在低质量产品上，而在高质量的制造业产品上对美国冲击并不大，因而难以将美国国内的失业和福利损失过多地归咎于进口商品竞争。除了贸易模式之外，质量异质性通过重新配置资源带来经济长期增长。Haruyama和Zhao（2008）采用动态均衡模型阐释了质量异质性、R&D活动与生产率的相互作用机制，他们认为不断提升的产品质量是技术进步的重要表现形式，而生产贸易产品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内生决定了企业的进入和退出，推动了产业内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增长。在Dinopoulos和Unel（2013）的模型中，企业面临着被模仿的威胁，均衡结果是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出口其产品，而生产中等质量产品的企业为国内市场服务，生产低质量产品的无效率企业退出市场。贸易开放将使得资源从生产低质产品的企业转向高质产品企业，促进该国乃至全球的福利增长。
    所有这些关于质量异质性的解释，都从更为微观的层面解释了贸易的方向，以及贸易数量的形成，进而研究了质量异质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经济学更微观化，更实证化的今天，这些研究提出的理论观点得到了更多数据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