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一次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长期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具有新特征的，被萨默斯和伯南克这些重要的宏观经济学者定义为“长期性经济增长停滞”（secular stagnation）的新阶段。这一西方发达国家当前在宏观经济新阶段的主要特征性事实表现为，名义年经济增长率降到了4%以下，而实际年经济增长率则为2%以下，在意大利这样的国家，甚至可能是负数。
     上述这些学者对这种所谓长期性经济增长停滞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但大多认为比较具有解释力的内在原因是人口结构变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呼应了统一经济增长理论（Unified Growth Theory）对长期经济增长给出的人口结构变迁的解释。根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给出的预测数据，除了美国以外，其他如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到2050年，工作年龄人口相比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比例都在1.5或者以下，而且这三国的劳动力还会不断萎缩。从简化的模型来看，经济增长无非是更多劳动力和更有效率的工作，劳动力的下降不能被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提高所补充，经济停滞也就不可避免了。
    这种发达国家的长期性经济停滞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其国内，通过贸易和金融的全球化，毫无疑问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会产生联动效应。首先，发达国家劳动力的萎缩、经济增长速度的停滞对于中国外贸出口的影响显而易见。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过程当中，参与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是内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这得益于西方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的需求扩张，而在目前的恶劣经济环境中，这可能意味着过去那种支撑中国贸易两位数增长的良好外部需求环境一去不复返了。其次，长期性经济增长停滞伴随着发达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尤其是穷人在面对金融危机的时候，被迫相对富人更大程度的降低其需求，而富人的储蓄本来就很多，这种收入不平等导致的高储蓄自然极大地压缩了消费，也推动了经济增长停滞成为一种自我强化的过程，这也就是世界主要经济体迟迟不能从这次经济危机当中摆脱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经济新常态和全球发达经济体的这一“新常态”目前叠加在一起，对我们为适应新常态而制定的一系列发展策略和发展目标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扰动。一方面，在宏观经济增长上，可能需要更多地调动国内需求的拉动作用。另一方面，在拓展外部需求的时候，要注意应对发达经济体为了转移国内生产能力而在国际贸易和金融规则上的新冲突。最后，除了国内外需求的持续作用之外，产业结构升级、技术革新、创新发展无疑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