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方法原本是自然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经济学以前曾被认为是不可实验的，计量经济学也仅仅提供了一种运用观测数据来分析和验证假设的方式，但是与真正的实验相比还相距甚远。最近几年形成的实验经济学的大发展部分弥补了这种缺陷。然而，在实验室中进行该类研究还是缺乏对于社会背景的考量，鉴于这种不足，原本常用于考古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被经济学，尤其是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逐步采用，这一方法不脱离真实的社会情境，又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测度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经过大量的研究实践，发展经济学家已经总结了田野实验方法运用在经济发展领域的有效性，以及设计这种实验需要注意的事项，还有对于提高政策有效性的作用机制。这种方法不仅可以被用来检验理论，更为重要的是可以评估政策或者项目的有效性。一批发展经济学家采用这种方法做了大量研究。如2010年美国经济协会克拉克奖的获奖者、麻省理工学院的女性经济学家Esther Duflo，EstherDuflo和其它两位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AbhijitBanerjee和MichaelKremer一起，使用大规模的随机田野实验来评估各种具体的减贫政策的减贫效果。他们甚至合作建立了贫困行为实验室，专门聚焦用实验的方法聚焦于发展与贫困研究。以这种方法创新为基础，这些学者获得了大量成果。由于这种方法基于发展中国家穷人的微观行为，将宏观的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演绎深化到具体的社会政策实践。发展经济学或者在贫困问题中实验方法的运用，较大的改变了以往发展经济学在实践和应用效果上的缺陷，也在理论方面弥补了过去发展经济学主要从宏观层面展开的缺陷。
    中国的体制机制改革是一场巨大的经济社会实验，在不同领域、不同区域和不同层次组织了各式各样的“实验”，所有这些改革都是为了经济社会发展。即使没有任何理论指导，很多人也在采用“实验”的方法在小范围内推行某种政策，看其效果如何。李昌平在河南信阳做的新农村建设实验里面推行的养老金互助社，在农民内部组织金融，形成了多方共赢的利益协调机制。但是，这种自发的实验往往难以识别其外部有效性，也就不一定能够成为可复制的普遍经验。此外，目前发展经济学的扶贫和其它领域的研究中采用的实验方法，通常都是验证一项具体的政策或者项目对于本地民众的行为激励效果，或者是对居民收入的影响，而目前中国农村的改革，往往都是综合性的体制改革，各种机制改革措施交织在一起，要组织这样的实验，科学的验证其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复杂程度呈现指数上升，但是不如此，又难以保证其可复制性，不利于经验推广，所以需要仔细的规划和细致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