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中国古代王朝更迭无序，很多都是由于农民起义带来的危机造成的。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发生的原因有很多，从经济的角度看，多半是源自土地兼并。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特征是土地私有，而且可以自由买卖，虽然历朝历代都严格禁止土地兼并，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在多数历史时期都处于地少人多状态的国家，土地作为最稀缺的资源，始终难以避免土地的兼并和集中，农民流离失所，逐渐导致流民的产生，聚众落草山林为寇，在更为严重的情况下变成了农民起义，这成了王朝更迭的直接原因。
    土地革命也是新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力量之一，而30年前，我们的改革也是从农村起步的。30年后，当经济发展遇到了严重的瓶颈，尤其是有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深重危机的时候，人们发现，改变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镇化的关键可能就在农村的土地改革，进而很多人寄希望于通过农村土地改革，能够使得中国的城乡结构和经济结构带来巨变，从而形成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动力。但是鉴于历史上的这些教训，也有不少人认为保持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才能稳固社会经济，否则可能会引起社会的动荡，最终造成深重的危机。
    不能简单的说这些担忧都是杞人忧天，但的确应该指出，我们需要在新的现实基础上，以发展和动态的视角看待农村土地制度问题。首先，且不说全球化的大背景，中国自身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已经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和基本特征，而且是中国几千年来未曾出现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区域结构和城乡结构的深刻变革，这一潮流是不可逆的，目前的问题只是工业化，尤其是城镇化的速度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足以吸纳农村土地上的剩余劳动力，并且让农民身份得以转换。其次，几千年来，中国平民没有丝毫的除了土地或者财产之外的外部保障制度，农民失去土地这一最后的保障之后，可能再无立锥之地，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财富的增长，不断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维持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的基本生活。再次，过去的土地产权转移往往发生在不平等的交易主体和交易环境当中，产权的归属和转移不能保障公平地实现资产的价值，而现在除了完善的法律制度之外，还可以通过良好的机制设计保证农民从转移的土地上获得合理的资本收益，还可以是持续的获得增值收益。以上这三条保障脱离土地农民前途的路径在中国古代基本是不存在的，但是在当前的现实条件下，并不是什么空中楼阁或者空头支票。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对农村和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提出了极大的需求，而上面的这些路径在理论上都可以保障农民土地流转之后的生活和权益，那么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合理设计综合性的制度改革方案和路径了，在这上面的突破所激发出来的能量，可能可以确保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不可限量，而且同时提高经济的总量和经济发展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