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找不到经济发展质量高，而其产品质量差的国际案例，反过来，产品质量好和经济发展质量好的国际例子很多。我们可以找到产品质量好坏的评价，可以建立评价经济发展质量的一整套指标体系，关键在于证明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从产品质量提升到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之间的路径。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早已经不是分离的两条平行线，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宏观经济学的各种理论基本都可以建立在坚实的微观基础之上。同样，不仅有发展的宏观经济学，也有发展的微观经济学。要证明从家庭和厂商的个体行为最优化到经济增长相关议题之间的关系，从技术和实证上都不存在困难。产品质量与厂商的行为最优化，再到经济发展，这些变量之间也应该可以建立相关性。
    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质量有差异，而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体系中，产品质量与贸易，再到经济发展质量之间应该可以建立起从微观质量到宏观经济的驱动路径。Antoniades（2012）发现，高质量产品的生产商在国际贸易中一般会追求更高的加成定价，而企业在遇到商业周期、竞争强度变化和汇率变动等外部因素冲击的时候，会相应调整加成定价的幅度，不过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可以调整的空间更大。另外，更有生产率的企业对于竞争的反应是在创新上、在更好的技术上投资，通过提升产品质量的方式来应对，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则相反。Fasil 和 Borota(2013)利用了一个同时反映产品质量差异和成本效率差异，包含四个国家的南北贸易模型，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强度高于南北方国家之间贸易强度的内在机制，那就是富国更偏爱富国生产的高质量产品。Fajgelaum et al（2011）在引入产品质量异质性后发现，如果贸易方之间在其他方面比较类似，国家的大小和初始收入分配将会主导它们之间的贸易模式。Dinopoulos 和Unel (2013)表明，贸易开放使得资源从生产低质产品的企业转移到生产高质产品的企业，可以同时提高国内和国际的福利水平，但在自由放任条件下，均衡结果是次优的，从而为政府干预以提高福利效果留下了政策空间。
    企业的产品质量是他们在出口市场上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产品质量模型对于国际贸易基本问题所提供的解释，发现了质量所带来的企业应对经济周期的能力差异以及福利分配效应，为克服国外经济危机对外贸需求产生的过度冲击，继续通过外贸拉动经济增长以及改善外贸产业中工人的收入分配提供了新的政策思路。在政策含义上，政府应该采用一些能够帮助他们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品质量的政策措施，如引入国际认可的质量标准体系认证，企业质量安全诚信评价体系的建立和强化、企业社会责任认证和报告制度的推行等等，都有助于国内企业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质量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