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凯恩斯经济学以降，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一直是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如果说在发达国家两者之间的关系还算条理清晰，学界和社会的认识没有显著的差异，那么在发展中国家和发展经济学中，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府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不同的、甚至迥异的观点。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经济学理论界，可以说基本形成了对这个问题的共识，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政府应该逐渐退出管制市场的领域，或者将权力下放给企业和社会，国企退出绝大部分行业，虽然少数学者对此仍然有不同看法，似乎已不成主流。然而，出于种种原因，理论界的观点和实践中的做法还不是那么贴切。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起码在增长速度上还是一枝独秀，而这段时间，危机中的“国进民退”与此前的差异相对应，就导致了外部世界对中国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看法与国内的很多学者的意见相左。
    国内有很多学者坚持市场优先的观点始终如一，在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的一次名为“政府与市场-新环境•新思考”的讨论会上，张维迎在论坛上坚持其一贯观点，主张降低国企比重、彻底实现市场经济。他还说，过去10年中国没有进行经济改革。其判断的依据就是“国进民退”。张维迎谈到，过去10年，中国的国有企业越来越强大，政府干预越来越多，这是很大的问题。如果不逆转国有部门、国企主导的经济，中国将无法继续增长，无法保证实现7%的年增长率。他也不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功中可以总结出一个所谓的“中国模式”，更不能将中国的成功归功于中国政府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中国成功正是因为政府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国有部门越来越小，这才是最重要的。他甚至提出了一个判断标准，即将国有部门的比重削减到10%以下，才能称之为市场经济。这一番言论着实与很多希望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程中总结出一个理论模式，一个可以与西方社会发展相比较、甚至是更优的“中国模式”的学者的观点大相径庭。
    张维迎的这一番话语并没有得到这场讨论会的参与者的广泛共鸣。不管是业界，还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几乎所有嘉宾对张维迎的观点不甚认同。据媒体报道，参会的法国电力首席财务官Thomas Piquemal说，法国电力公司84%的股份是法国国家股份，其他由雇员持股和其他股东。但是上市对于法国电力来说改进了内部和外部的财务管理、以及财务信息的透明化。汇丰印度董事长Naina Lal Kidwai也谈到，印度的银行体系中70%是国有，但是这个银行业还是非常成功的，这主要是因为有非常好的监管，监管框架非常好。他认为，是国企还是私企，这不是问题，而看市场结构，竞争是很好的，如果有合适的产品、合适的价格，不管是不是国企，这个行业会发展得非常好。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则认为，他可以接受说如果现有的国企得到比较好的监管，如果现有的国企能够更好的得以治理，比较好的董事会结构就可以让他们自然发展，以他们的方式发挥作用。黑石集团大中华区主席梁锦松谈到，香港20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场，但可以看到香港金融市场逐步改变了政府作用的定义，因为香港就是由于没有一个特别强大的本地银行，使得在一些政府需要进行干预的关键时刻感到很困难，很难着手。中国国企的问题不在于他们是国企，而是如何进行治理的。对于大企业来说，一旦上市以后会需要一些独立董事进入董事局，最主要的目标要确保银行不会受到政府官员不恰当的干预。只要政府意识到这一点，而且董事会的权利可以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管理。所以国企是不是国家控制已经不再是重要的问题了。拉扎德银行董事Jean-Louis Beffa认为，中国的电力公司，中国建设核电站的公司都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公司之一。张维迎的演说是大大低估了国有企业所取得的成就和所做出的贡献，在经济中是这样的，有战略性行业就应该让国企有优势，当然他们应该有更多的管理。如果想和国际上的大企业进行竞争，如果想成为国际市场上的大角色、大块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国有企业才行。
    总结这些人的观点，显然绝不否认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他们从不同国家和不同行业的角度列举了一系列案例来说明其论点，基本上认为如果国有企业在好的市场结构中、自身有现代治理机制是能够发挥较好的作用，企业自身也能获得发展，另外在国际竞争和某些危机状态下，国有企业的作用更加不可或缺。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2001年再版的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一书中，有一篇序言，他说：“然而，今日学术界已无人会支持自律性市场必导向高效率且均匀的资源分配这一论点，只要在信息不全或市场机制不完整的状况下(这可以说是全球常态)，国家的干预就必然存在，以有效改善资源分配的效率。时至今日，吾人已能采取较为公允的立场，即承认市场的力量与限制，以及政府在经济治理上所扮演的必要角色。”斯蒂格利茨的观点是“中庸的”，他站在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以其接受的最为完备的西方经济学的理念和理论出发，根据他对纯粹的经济学议题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问题的理论探索做出的深刻总结。而类似张维迎这样的学者，有着不同的学术背景和研究经历，从统制经济环境、教条式的政治经济学出走、接受西方经济学的深度冲击，再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自然对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不同的感悟。
    但是，无论观点如何，理论如何构建，起决定作用的是对经济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可见，在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环境当中和目前仍然等待一个重构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场域里，如何从中拨开云雾、看清真相，看来还需要经济学界做更为扎实的实证的研究，汲取更多的研究素材，提炼出更为深刻的理论，才可能与业界和大众达成共识。单纯的理论说教，或者照搬固有原理，无法说服人们的感知。
    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始终没有真正条理清晰，仅仅是三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两者之间此消彼长的争斗也已经几经轮回。此外，在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行业，一些感官层面的直觉判断往往让人模糊两者之间的界限，让部分人形成错误的思维惯性。但是，苍白的理论也无法扭转这种线性的认知，中国的经济学人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