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我们大家意识到没有，当全民几乎都在义愤填膺地指责中国质量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个现象是没有办法解释的：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历史性的跨越和进步，而似乎按照大家对质量群起而攻之的状态来判断，中国的质量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大大地退步了，在网上流传了这样一个段子“早晨起来，买根地沟油油条，吃个苏丹红鸡蛋，喝杯三聚氰胺牛奶。中午，瘦肉精猪肉炒农药韭菜，吃卤注胶牛肉，泡壶香精茶叶；下班买条避孕药鱼，开瓶甲醇勾兑酒，吃个硫磺馒头；晚上买瓶含氯的可乐,难受了就吃几粒皮革胶囊。吃完这些发现居然还神奇地活着，恭喜你，你是中国人！”这说明了什么，改革开放以来质量似乎不仅是退步的问题，更严重的在于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生存。如果真的是这样一种情况，那我们必须要问一个最常识的问题，市场经济和质量到底是什么关系？改革开放的核心就是要建立市场经济，而如果搞了几十年的市场经济，甚至连每一个产品的交易中都离不开的质量都搞差了，那市场经济还有必要吗？
    另外一个问题是，国内为何现在对中国的质量问题表现出如此的全民性不满，是质量本身退步了，还是人们对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实际上涉及到对“质量”本身的认识。质量是一个街谈巷议的话题，对于这个话题，每一个人谈起来都可以振振有词，包括那些文化程度甚至极低的人都没有认为自己不懂质量。如果“质量”如此简单，那全世界那么多专家都在研究质量实在是显得有些多余，全世界的政府，包括欧盟现在正在爆发的重大的质量安全事件“马肉风波”，似乎都不需要政府那么穷于应对。事实恰恰相反，无论是专家，还是政府，面对质量问题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似乎都特别地囧。因为他们面对普通消费者的劫难，很难回答为什么在科技发展到今天的现代化时代，却连一罐奶、一袋牛肉都管不住？实际上，这些现象告诉我们质量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人类虽然非常聪明，但是对质量现象的认识依旧还是非常地肤浅，需要专家们花更多的功夫研究质量的规律，并去科学地解释全球质量问题都频繁爆发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我们还有必要接着问的问题是，质量到底怎样才能得到有效治理。真的是只要政府严刑峻法，多花一些钱，多制定一些法律，多搞一些监管，甚至多杀一些人就能解决吗？很多人就是这样认为的，之所以有这么多的质量安全问题，就是政府不尽责，官员不尽力而导致的？所以这些年来，我们的政府在质量上非常地尽责，无论是投入，还是具体的监管，真的是从各个方面想尽了办法，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地尽责。官员们就更不用说了，你现在可以去问任何一个官员，更不要说与质量监管有关的官员，那绝对不是一个尽不尽力的状态，我了解的情况是，他们唯恐在工作中有半点疏忽，成天战战兢兢，提心吊胆，因为即使他们很尽力，如果在他们的治下出了质量问题，对不起，那他们就要被问责，轻则被处分，重则被法律制裁。如此治理，结果如何呢？老百姓依然还是那样地不满，那是否还要加大问责呢？现在的问题是不是产生在问责不够呢？实际上，目前的问责已经导致很多人不敢干这份活，可见得问责的力度已到了什么程度，如果再加大问责，恐怕再找不到人来干这份活，结论就是质量的治理也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靠政府的领导重视，齐抓共管就能解决，有着更复杂的治理环境。
    最后，我还想问一下，当我们每个人都在指责质量的时候，我们想没想过，这里面我们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只是一个质量的消费者，还是说我本身就是质量好坏的一个因素？市场经济的常识是供求关系的变动决定市场的运行，质量的供是谁？企业。所以指责企业理所当然。质量的求是谁？当然是我们消费者，我们消费者在购买产品的时候，什么都不问，拿着产品就走吗？我们只问价格吗？我们靠什么来支付价格，在这样一个供过于求的市场中，我们支付价格的时候，我们从来都不去问这个产品的质量？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地低端，实际上每个人在买东西的时候，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都会关心质量。那么，我们对质量关心的程度，我们对质量的专业化程度，以及由此我们对质量的选择，难道不会对企业的质量生产行为产生影响吗？所以，当我们去指责质量的时候，我们实在有必要问一下自己，我是否也是这个应该被指责的对象和因素之一。
    问了这么多的问题，只是想讲一个基本的常识，质量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质量问题的治理也不像我们想的那么轻松，质量背后的原因，也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所以，我们有必要看一看当今中国质量的现状：
    2006年11月12日，央视《每周质量周报》播报了北京市个别市场和经销企业售卖来自河北石家庄等地用添加苏丹红的饲料喂鸭所生产的“红心鸭蛋”，并在该批鸭蛋中检测出苏丹红。15日，卫生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紧急查处红心鸭蛋。北京、广州、河北等地相继停售“红心鸭蛋”。2008年，据媒体报道很多食用三鹿集团生产的奶粉的婴儿被发现患有肾结石，随后质检部门对三鹿奶粉进行了检验，结果在奶粉中发现化工原料三聚氰胺。根据公布数字，截至当年9月21日，因使用婴幼儿奶粉而接受门诊治疗咨询且已康复的婴幼儿累计39965人，正在住院的有12892人，此前已治愈出院1579人，死亡4人。事件引起各国的高度关注和对乳制品安全的担忧。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公布对国内的乳制品厂家生产的婴幼儿奶粉的三聚氰胺检验报告后，事件迅速恶化，包括伊利、蒙牛、光明、圣元及雅士利在内的多个厂家的奶粉都检出三聚氰胺。2012年4月15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曝光的“毒胶囊”事件再次引发社会哗然。河北一些企业，用生石灰处理皮革废料，熬制成工业明胶，卖给绍兴新昌一些企业制成药用胶囊，最终流入药品企业，进入患者腹中。这些胶囊，因为重金属铬超标，容易对人体的肝、肾等内脏器官造成损伤，在人体内蓄积具有致癌性并可能诱发基因突变。经检测，修正药业等9家药厂13个批次药品，所用胶囊重金属铬含量超标，最高超标90倍。此外，中国的质量安全问题不仅在国内被频频曝光，在国际上也时有发生。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在2011年的产品召回中，对中国产品的召回通报最多共188项，占该时期CPSC召回通报总数的60.6%。同年，在欧盟海关当局查获的价值13亿欧元的假冒伪劣商品中，中国大陆地区生产的商品占比为73%。2012年第一季度，欧盟非食品类快速预警系统发布了527项严重危险产品通报。其中，对华（仅限中国大陆地区）产品通报高达314项，位居首位，占通报总数的59.6%，同比增长113.6%。
    面对如此之多的质量事件，很多人对中国的产品质量产生了很严重的怀疑，认为中国质量简直糟透了，甚至大有尚不如计划经济时期的趋势。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再来看一看下面另外一组数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平均高达9.9%的增长速度发展，国民人均收入从改革前的185美元到2011年的5400美元，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增长。2011年，中国的GDP以9.2%的增长速度超越其他国家，2010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4.83岁，比2000年提高了3.43岁。近年来，中国在对外贸易中长期保持顺差，近10年的增长速度均超过20%，出口结构也从传统的日用消费品转为主要以机电产品为主。2011年，中国出口总额达1.578万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0.8%，机电产品出口额达10855.9亿美元，增长达16.3%，高居世界机电产品出口总额的第一。2012年机电产品出口的增幅达8.7%，占中国外贸出口总量比重的57.6%。此外，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目前市场上供应商品的种类越来越丰富，与之前相比有得到明显的提高，可供消费者选择的余地也是越来越大。以前在计划经济时期，如果买了一台红旗牌轿车，可能几十年不会更换，但今天如果某汽车制造商在市面上新推出的车型，在半年内还不能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无法卖出一定数量的话，那就意味着它已经被市场和消费者所淘汰。
    以上，我只是从现象入手，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存在，那就是，中国的质量并不像我们说的那么糟，也不像理论上我们想的那么容易治理好。实际上，中国的质量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在巨大的产品总量面前，任何一个小比例的质量问题在绝对值上都会非常地刺眼，尤其是再加上我们的总体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对产品的质量要求就更为地苛刻，即使产品质量在进步，但这个进步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要求提高的速度，这种落差就是质量不满意的原因之一。对于当今中国质量的现象，英国十九世纪著名的大作家狄更斯说过的一句话，借用过来是再准确不过的概括：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面对这样的时代，我们首先要回答什么是质量，如果连质量本身都讲不清楚，那用什么去对当今的质量问题去做出评价呢?接下来，才是用理性而科学的质量理论，来解释中国的质量现实，尤其是要看一看，改革开放的中国，才搞了几十年市场经济的中国，特别是初级阶段要持续一百年的中国，质量真正的现实是什么？产生这一现实的背后原因在哪里？谈中国的问题，当然离不开国外的比较，所以讨论一下国外的质量问题，国外怎么治理质量，尤其是质量是怎么样促进发展的，也是我们更全面地看中国质量问题的一个镜像。无论谈国外，还是谈国内，真正治理好质量都是我们的唯一目的，实际上，治理质量最好的方法还是市场机制，因而探索市场为什么会消失，这一消失和质量有什么关系，市场是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市场消失的问题，就成了我们认识市场有效性的一个重要维度。当然，市场离不开消费者，消费者在市场的质量交易中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有必要进行一些常识性的普及。当然，政府在质量治理中也是绝对不能缺席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理性地看待政府对质量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