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习惯于这样说：中国经济截止2012年，已经保持30年平均9.8%的增长；2000年后，政府的财政收入更是持续保持了近20年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加入WTO之后，中国的外贸出口连续多年也都是以几十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增长……
    没有必要再例举下去了，类似这样的指标还可以列出一大串。总而言之一句话，中国人在过去的三十多年，尤其是1992年之后，相较于过去的中国，包括其他国家而言，恐怕应该是世界各个国家中幸福指数增加速度最快的了（虽然也有贫富差距等非幸福因素）。
    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幸福指数能一直这般快速增长下去，即使遇到类似2008年那样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我们也可以幸福地说，中国是世界上率先走出危机而快速复苏的国家。这样的表达，自豪感和幸福之情真是溢于言表啊！
    但是，且慢，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一样，世界上没有永恒的幸福。如果自负到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可以永远的幸福下去，那实在是一种幼稚的幻想。经济和人一样，甚至万事万物都是一样，都具有两面性，幸福的背后一定有痛苦，或者说，痛苦是幸福的前奏。
    经济发展没有永恒的增长，翻开世界近代经济史，可以发现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永远保持高速增长。二战以后，日本、韩国等国家，包括我国的台湾与香港地区，他们都是在持续了近30年高速增长之后，回落到中速增长，其中有些年份甚至进入低速增长，日本还陷入了经济停滞的20年。这就是经济增长规律，所有国家和地区都一概不能例外，中国当然也不可能。
    最要命的莫过于，明明知道这是规律，却不去顺应，而非要与规律抗争，人为地去逆势而为。其实，在这个阶段，市场该出清的就得出清，企业该退出的就得退出，政府该过紧日子的就得过紧日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痛苦之后迎来真正的幸福。
    实际上，我们用不着对市场太过于操心，过度的操心，带来的只能是更大的痛苦。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在农村基层工作了两年，那可谓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当时，国家对农村并没有怎么操心，唯一做的就是让农民自己去操心，结果农民不仅自己为国家解决了粮食问题，而且还创造了中国真正的奇迹之一——乡镇企业的大发展。那时候的乡镇企业产生了巨大的改革外部正效应，直接刺激了城市的国企改革，今天有很多知名企业，如汽车零配件企业——万象集团就是当时的乡镇企业发展而来。当时的农村金融也非常活跃，不仅农村信用社真正做到了民办，还鼓励农民自己成立金融合作平台，为农村企业的发展注入了大量的投资。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中国农村的贫困率快速下降，农民依靠自己的努力解决了贫困问题。
    那段时间，我曾远赴黑龙江佳木斯市下属的靠近乌苏里江边的一个小镇，看望乡政府所属的一家建筑公司的项目人员，该建筑公司是属于农民自己创办，但挂靠于政府，每年须向政府上缴管理费。当时的场景至今还时刻刺激着我，因为它告诉我一个真理，也是一个常识，那就是，只要政府放开手，即使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农民，也会还你一个奇迹。如果是乡政府创办企业的职工，一群在长江边生活的南方人，怎么会远赴遥远的乌苏里江边，在零下几十度的气候去做建筑工程呢？而这恰恰就是民间的活力！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险境，在我看来，这就是因为农村的政策出现了逆转。首先，农民的土地被全面管制，至今都不能按市场价值进行自由交易；其次，农村金融全面国有化，农业和农村根本不可能从国家的金融机构获得投资类的贷款；再次，农民的身份被全面地固化，农民被锁定在只能成为简单的低附加值劳动力。这就是中国农村问题的症结所在，包括贫困问题，也都是由于市场被抑制所导致。
    因而，如何应对经济下行，那就是我们要敢于面对已经到来的经济痛苦期，不要去人为地扭曲市场，要让市场的竞争带我们走进质量发展的幸福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