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喜欢上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坐Uber（优步）专车。Uber给了我一种前所未有的乘车体验，让我感受到坐专车真的很爽。有别于那种坐公车的感觉，乘坐Uber专车完全是基于我的自由选择，只需在App中下单，一般2-3分钟专车就会到达我所指定的地点，即便在上下班高峰期也不过5分钟左右。这些司机真的很像职业专车司机，他们为乘客提供的优质服务完全是发自内心的，车上所提供的矿泉水和充电器更是标配。最好的自由，就是我用钱购买了超过了心理预期的服务，尤其是时间的准时和找到车辆的确定性，而这些正是Uber为我带来的乘车体验。实际上，据我所知，不仅Uber提供如此优质的服务，滴滴专车、神州专车和1号专车也都是如此。
    想起来真是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城市出租车的服务质量不好，尤其是上下班高峰期打不到车，几乎已经成了各个城市都存在的老毛病，而这些城市的主管部门也十分肯定地告诉市民，出租车的这些问题是全人类共同的挑战，并用很多数据证明这个问题几乎是无解的。但是，这些看起来无解的出租车难题，却被市场轻松地化解了，而且解决得让我们这些乘客如此满意，所耗费的社会成本是如此之低。
    出租车最大的难题，无非就是信息不对称，也就是“人找不到车，车找不到人”，所以，出租车只能在街道上瞎逛，几乎只有靠碰运气去找到乘客。但是，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包括实时的定位技术，却使这种无谓的瞎逛几乎绝迹，司机和乘客不用付出更多的搜索成本，就能找到彼此。实际上，政府之所以要对出租车进行管制，包括要求出租车采用特定的顶灯和颜色标识，无非是帮助乘客与车辆之间更方便找到彼此。而互联网技术彻底颠覆了这一管制制度的前提，实现了乘客与车辆几乎零成本的相互匹配。政府要管制出租车的第二个理由，包括要求司机向那些出租车公司交份子钱的理由，都是因为司机可能存在欺骗乘客，不向乘客提供规定的质量服务。由此，政府要成立专门的机构去监督那些游动的出租车司机，一旦政府监督不过来就不得不让出租车公司去帮助管理司机。但是，互联网技术，包括电子支付，却使得出租车司机的这种信息优势发生逆转，因为乘客会通过网络对司机的服务进行评价，而且所支付的现金也不是直接交给司机，司机的最后实际获得收入，要靠每周乘客的网络评价来加以确定，如此一来就使得司机不得不通过提供优质的服务来获得自己的收入，而且乘客给出的评价越高，司机所得的报酬也越高。政府管制出租车的第三个理由，就是出租车不可能无限制增加，因为这种增加要么导致司机收入下降，要么导致城市拥堵，为了合理分配这些有限额的出租车指标，当然只能采取拍卖的方式，也就意味着要获得一辆出租车的营运资格就必须给政府交纳一定的租金，并由此形成出租车营运资格的市场交易价格，这一价格在很多大城市都超过了百万以上。以至于有些人仅靠这个指标就能得到一大笔财富，而那些花了大价钱才得到这些指标的司机，当然要么就像杨白劳一样拼命付出自己的身体，以收回已经付出的成本，要么就通过欺诈乘客，成为所谓真正的“黑车”。而互联网又改变了这一切，它让所有获得国家授予的驾驶执照的人，都有机会提供别人所需要的乘车服务。哪怕你是在上下班的路上，都可能有人约上你的车，让你以顺风车的方式满足乘客的需要。这样的匹配方式，既让驾车者减少了车辆的使用成本，又让在上下班高峰期打不到车的乘客得到了服务，完全就是市场所带来的“两情相悦”。现在，在有些城市的CBD区域，公司的老板都将自己的私车注册为专车服务，员工有时就是通过App让自己老板的车成为了他的专车。说实在的，不仅是我，包括我周围的一些朋友，大家聊起来时，都非常愿意把自己的车注册为专车服务。
    但是，就是这样看起来很完美的一项创新，却被很多城市的出租车管理部门，联合其他包括公安部门一起所查封。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些私车违反了出租车的管理条例，冲击了现有出租车的市场，损害了这些司机们的收入。当然，还有更高大上的理由，说是因为这些私车司机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可能会给乘客带来很大的生命风险，虽然我们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见过由于专车服务导致的哪怕一起乘客死亡的报道，也没看到专车服务的事故高于一般出租车的风险统计。
    其实，这些理由在我看来没有一条是能成立的。政府管制出租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要让那些愿意出钱找车的人能够真正地找到车，而现有的专车服务不就正是实现了政府梦寐以求的这个目的吗？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干的不是查封专车服务，而是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政府对出租车的专营制度。而那些为原有的出租车所支付的专营费用，也完全可以按照年限折价，政府将所其收取的费用退给出租车司机，然后让这些出租车和专车一起，平等地为市场提供服务。至于，政府所关心的车辆服务质量问题，市场其实早就给出了答案，根本用不着政府操心，乘客的评价和结算的延迟支付，都会让专车司机不敢稍有懈怠地去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解决这一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我们的市场经济到底是“分享型”的，还是“独占型”的？如果是“分享型”的，那么政府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让所有愿意提供租车服务的人都能公平地参与进来，都能获得自己诚实劳动所应得到的收益；如果是“独占型”的，那么就意味着政府依靠行政的强制力，人为设定租金，并与市场主体争利，而且人为地去保护某个团体获得高额的垄断租金，从而让整个社会的福利受到损害。
    如果解决了这样一个基本面的问题，那么应该如何处理“专车”，答案就非常简单了，那就是要全力地鼓励和发展专车服务，让一切愿意提供专车服务的人，都能自由的去为别人提供自己的服务并获得收益。
    我们可以简单地算一笔账，如果现有1.05亿辆私家车中有10%参与到专车服务，那么每天至少可以提供2000万人的出行需求，创造4个亿的服务性消费，一年就是1460亿的消费需求，这还不算减少的汽车拥堵所带来的其他社会和经济价值。
    再回到经济下行这个问题中来，解决的最好办法就是要打破那些独占型的利益集团，因为这种类型的利益集团有百害而无一利，只会让经济陷入僵滞状态；进而要推动政府的改革，而改革的目标就是要让全体人民成为创新创业的主体，让所有创新创业的人都能分享发展的红利。这样，中国的经济一定能走出低质量的陷阱，进入以全民分享为主要特征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